即便多數雙年展是心血來潮、草草了事、濫竽充數、政績工程，或僅僅依靠大腕撐場的，但在開放的自由競爭環境里，這些劣質雙年展最終只能“曇花一現”。特別是在發展中的新興市場，試錯是走向成熟和規范的重要途徑。

　　今年9月，曼徹斯特亞洲藝術三年展（Asia Triennial Manchester）在英國開幕。作為亞洲地區以外唯一的亞洲藝術三年展，本屆展覽邀請中國30余位當代華人藝術家參展，其規模也是迄今英國最大的華人當代藝術展。恐怕還不等國內的觀眾有機會來到三年展現場一看，上海第十屆雙年展就將在11月拉開帷幕。一個又一個的三年展、雙年展，實在讓人應接不暇。當今的藝術界在世界雙年展和三年展的車輪上顛簸個不停。

　　正如當年麥當勞占領世界時，社會學家喬治·里茲發明了“麥當勞化” (McDonaldization) 這個詞來表現快餐文化對全球社會愈發明顯的支配作用。如今，“雙年展”憑著麥當勞一般的氣勢在全球藝術界里開土拓疆。隨著每年超過兩百場的國際當代藝術雙年展席卷全球各大城市，藝術界正在“雙年展化”的進程中一路狂奔。翻看本年度藝術界日歷，在今年剩下的兩個月里，眼下我們還能趕上的國際雙年展就有幾十個，包括上海雙年展（11月開幕）、曼徹斯特亞洲藝術三年展（10月開幕）、蒙特利爾雙年展（10月開幕）等等。

　　“雙年展”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1895年世界博覽會式的首屆威尼斯雙年展。因此意大利語中的biennale（雙年展）、triennale（三年展）就被各國沿用。雙年展將“藝術節”、“當代藝術”、“國際化”等多個元素融于一身，對城市發展有著極大的吸引力。雙年展使主辦城市不僅在本國內成了文化標桿，還可以迅速與國際接軌。主辦城市在對自身進行宣傳推廣的同時，還可以吸引投資、消費，拉動藝術業和旅游業。比如，占盡地緣優勢的土耳其于1987年舉辦了首屆伊斯坦布爾雙年展。多年來借力于國際策展人的才華和人脈，已經在歐洲成為最活躍和不可忽視的藝術市場之一。

　　過多的雙年展早就被業內人士詬病，甚至有人將在雙年展上展出的作品單獨劃為一種藝術作品類型以排斥其“為迎合了雙年展而創作”的氣質。藝術圈紛紛在討論“為什么要舉辦雙年展”、“還要不要有新的雙年展出現”等重復且無解的問題。對于“我們是否需要更多一個雙年展”的問題，曾任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和2010年美國惠特尼雙年展策展人的弗朗西斯·博納米為《Frieze》雜志撰文寫道：“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我的回答是：為什么不呢？難道卡塞爾文獻展和威尼斯獲得了成功就意味著它們將獲得專利和特權，不讓別人主辦雙年展了嗎？”

　　我想他的意思是雙年展的市場應該與所有市場一樣，是開放而非一家獨大的。即便多數雙年展是心血來潮、草草了事、濫竽充數、政績工程，或僅僅依靠大腕撐場的，但在開放的自由競爭環境里，這些劣質雙年展最終只能“曇花一現”。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經歷“首屆某某展覽”的機會是最多的，而超過10屆的展覽非常罕見。特別是在發展中的新興市場，試錯是走向成熟和規范的重要途徑。但試錯必然要付出代價，只要代價不是當地政府濫用納稅人的錢財和權益，我想我們是可以支付這個代價的。

　　無論怎樣，“雙年展化”的步伐似乎都無法阻擋。各地的雙年展掀起了國際知名策展人和明星藝術家的爭奪戰，中國也加入了這場激烈的角逐。中國雙年展的歷史在世界范圍內略短，約為20年左右；而中國舉辦的雙年展中的國際化元素是10年來的事。

　　國際化和多元化是當代文化藝術領域的兩大核心趨勢，為了順應潮流，中國的各大雙年展紛紛在名目中添加了“國際”二字，并把“西方策展人”、“西方策展團隊”作為國際性的重要指標。眼下的趨勢是，仿佛沒有請到西方策展人，就不敢標榜自己的國際化。2012年的第四屆廣州三年展主題展“見所未見”就邀請了英國伯明翰藝術設計學院教授姜節泓和英國艾康美術館館長喬納森·沃金斯共同策劃；2014年華僑城當代藝術中心主辦的第八屆深圳雕塑雙年展“我們從未參與”由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和泰特英國美術館的公共項目召集人/策展人馬可·丹尼爾任策展人；安塞姆·弗蘭克攜他的“社會工廠”主題出任2014年第十屆上海雙年展總策展人；而2015年第六屆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則聘請了更為龐大的國際策展人陣容——貝婭特·艾芬夏特、克里斯蒂安·賽蘭特以及新加坡的林祥雄。

　　中國看重的絕不僅僅是西方策展人和策展團隊相對豐富和國際化的策展經驗。還因為他們可以依靠自身在國際的知名度為中國本土項目招來眼球，還能憑借廣博人脈呼風喚雨讓國際明星藝術家前來捧場撐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