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屆三中全會看非公經濟轉型之路
——訪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
本報記者牛福蓮
歷屆三中全會改革新政中，都有所有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都會有關于非公經濟的理論創新。通過回顧歷屆三中全會，我們可以勾勒出非公經濟發展的大體路徑。三中全會的改革新政是如何影響我國非公經濟發展進程的？就此本報記者專訪了全國人大常委、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微博]。
“讓一部分人先富”的口號成就了今天的民企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共產黨35年來召開了七次三中全會，其中均涉及所有制的理論，您認為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影響最大的是哪些提法？
辜勝阻：35年來中共召開了七次三中全會，我認為具有十分重要影響的有三次，一次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觀點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吹響了市場化取向改革的新號角；第二次是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第三次是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五位一體”總布局，并指出要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理論突破就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改革開放最初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的號角，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推進體制外的市場化改革。這個理念現在看來似乎沒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回到35年前看，那是一個“財富越多越資本主義”的時代，是一個農民養三只鴨是社會主義，養四只鴨就是資本主義，連農民的自留地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突破，如果沒有這樣的重大突破，就不可能有今天民營企業家階層的崛起。
我們知道在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時候還在提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后，改革曾一度低迷。直到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改革的信心重新被提振。1993年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南巡講話解決了“市場經濟姓資姓社”的問題，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體該如何構建，成為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主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具有里程碑意義。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其中經濟體制的改革是具有牽引作用的，經濟改革內容的篇幅相當大。
歷次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也都有所有制理論的創新。1982年的十二大報告提出了非公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當時必須靠個體經濟來解決就業問題。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了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這是針對當時社會上的憂慮擔憂允許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是“權宜之計”，等到企業“長大了”會不會存在“共產”的問題，因此提出“長期共同發展”。1997年的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經濟定義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2年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了“兩個平等”，就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要“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2012年的十八大把“兩個平等”上升為“三個平等”，提出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在當前非常有現實針對性，十分重要。
從35年前的“先富”到今天的“共富”
中國經濟時報：對于歷屆三中全會中涉及非公經濟發展的不同提法體現出何種不同意義？
辜勝阻：我們可以把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做一個比較，十一屆三中全會，我認為對于民營企業家來講最重要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有幾萬字，中間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和35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念相對應的還有一句話，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如果說35年前提出來先富，讓腿長的跑快，實現“先富”，那么35年以后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則是“共富”。
十八屆三中全會最大的突破是重新定位市場的功能。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是把市場定位為“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兩個字的修改，它的內涵是非常深的。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還給市場。我們的政府現在機構臃腫，“手”太長而又閑不住，所以必須重新塑造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我們的民營企業家是聽“市場”的還是聽“市長”的。過去是聽“市長”的，我們看現在的“問題官員”，背后牽出大量的“問題富豪”，所以我們的民營企業家可謂既輝煌又悲壯。是“問題官員”產生了“問題富豪”還是“問題富豪”衍生了“問題官員”？我認為是因為“問題制度”——資源配置的制度出了“問題”。如果我們的資源配置由市長決定，那么這樣一種制度就很難根治“問題官員”和“問題富豪”。如果我們的制度是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們的企業家就會面向市場而不是“市長”，所以制度是關鍵。
高度強調非公與公有經濟真正平等
中國經濟時報：十八屆三中全會賦予了非公經濟與公有經濟的平等地位，您怎么看待這種平等？如何才能真正實現這種平等？
辜勝阻：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所有制理論和不同市場主體地位上，從五個方面來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平等地位，這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在功能定位上提出兩個“都是”，即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知道在這次會議之前，社會上有一種輿論，說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很多民營企業家都在問一個問題，我們民營企業是不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這一次全會回答了這個問題，即同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其次，在產權保護上面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產要兩個“不可侵犯”。第三，在混合所有制企業控股上，非公有制資本也可以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第四，在非公經濟的能力定位上面，十八大的報告是定義國有經濟有“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在非公有制經濟的問題上提出來要激發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非公有制經濟是創造力，國有經濟是控制力和影響力，所以在能力定位上面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不只是肯定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而且承認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第五，在政策待遇上提出三個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相對十七大報告來講，十八大加上了一個“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現實意義是非常強的。
當前，市場主體的不平等有六種表現：一是資金要素使用的不平等。國企產出大約占1／3，但同年度獲得的銀行貸款約占70%。二是資源占有的不平等。三是國企在一些上游產業、基礎服務業形成寡頭壟斷，獲得超額利潤。四是市場準入和行政審批“兩道門檻”，也造成國企和民企的不平等。五是地方政府建了很多“融資平臺”，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六是在財產權的法律保護方面，對不同所有制主體的保護離“同等保護”的目標要求還有距離。其中，最重要的是生產要素，特別是資金要素使用上的不平等。深圳有38萬家民營中小企業，只有1萬家能從銀行得到貸款，90%以上要靠民間融資和其他方式融資。可以看到，平等使用資金要素何等重要。可見，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最艱巨的任務是營造不同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環境，實現“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使非公有制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