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生

　　香港的新一代，從來與別不同。這種與別不同，非但是個社會現象，也反映在政治方面。雖然「佔中」的未必限於青年，但青年卻肯定是「佔中」的代表、旗手、以至先鋒。回歸基本，只要明白我們新一代，便不難解釋他們對「佔中」的傾向與取態。

　　我們的新一代如何與別不同？兩個概念可以簡單言之，就是高度的理想主義和自由主義。

　　理想主義vs務實

　　先談理想主義。昔日，我們的上一代無疑傾向務實主義，這是基於當時的時代背景，當年大家生活艱苦，莫說大學畢業，可能中學畢業以至小學畢業，就要出外掙錢，否則全家手停口停。客觀環境孕育不得不務實的價值觀，腦海關注的乃基本需要。現在，我們的下一代則傾向理想主義，因為社會富裕了，那些基本需要已由我們的上一代解決，這包括父母和政府，青年畢業後毋須急於求職，反而可以先去旅行，還可參加一年工作假期，有此強力後盾當然可以更多地滿足夢想，而較少擔心其他生活要素了。即使工作掙錢亦可自己消費，包括購買最新手機或名牌手袋等，毋須供養父母或弟妹。

　　價值觀由務實變理想，「佔中」的應運而生正好滿足我們新一代的有關趨向。一方面，政治上儘管可以追求他們眼中的「終極民主方案」，並且同意「民主萬能論」，希望能夠打造一個烏托邦；另方面，對於「佔中」對經濟和民生等的種種損害，他們都認為影響不大，甚至只是小小犧牲，因為追求民主這個高層理想，比較停留物質之類低層需要來得重要。這當然與上一代大相逕庭，上一代親身經歷了由貧窮到小康以至中產的變化，有關進程都由自己親手建立起來，不似新一代般彷彿所有東西都是與生俱來。上一代更加重視並珍惜舊有一切，他們未必反對追求民主，但卻對「佔中」的破壞行徑不以為然。

　　自由主義vs法治

　　理想主義解釋了「佔中」的目標問題，自由主義則可進一步解釋「佔中」的手段問題。

　　自由主義的相反包括法治精神，法治精神除了著重守法與執法，還有的是社會穩定和權利平衡。昔日，我們的上一代尊重法治精神，非但因為在家長式著重管教的環境下成長，亦由於普遍於大家庭及在「碌架床」上長大，因而習慣與兄弟姊妹一起，互相尊重，顧己及人。現在，我們的下一代傾向自由主義，比較活在自己世界，從而好自由地不受外間束縛，一個負面極端則是自我中心，在家寧願獨自鎖在自己的房間裏，在職亦不諳與上司及同事相處，互聯網文化又鼓勵了志同道合的社交網絡，包括只跟意見相若者溝通，鮮去瀏覽及聆聽其他意見，談不攏更大可乾脆「unfriend」。

　　「佔中」高舉「公民抗命」大纛，正好為我們新一代追求理想提供大量自由空間。現時就有一個危險的極端思維，彷彿黃絲帶是帖護身符，任何抗爭手段均可無視法律及秩序，肆意佔領道路固然是一大體現，其他還包括：隨處懸掛及張貼政治標語、畢業禮和商場裏撐傘示威、以至「快閃」堵路、甚而挑釁和衝擊警方等等，過程中即使對他人構成影響，但卻認定自己的自由凌駕於他人自由之上，又或者根本沒有考慮過他人感受，因而自我感覺良好。不是說

　　上一代人不重視自由，但至少不會認同上述極端行為；事實上，躋身社會大學這個社會化過程，本來就容不得不顧他人，必須準確拿揑與不同人士的和平相處之道。「抗命不認命」的口號一語道破時下青年的傾向。「抗命」即自由主義，「不認命」即理想主義。

　　其實，以上種種，「反叛」二字已足以蔽之，每一年代青年都是反叛的，不過我們下一代更為反叛罷了。當然，這只是一個趨向，我們下一代也有務實與守法的，我們上一代也有過度高舉理想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沒有必要以偏概全。

　　民調：新一代與別不同

　　事實上，多年來的調查均已反映上述趨向，包括在職場上，新一代傾向自由、彈性、符合理想的工作；日前中大民調亦顯示，30歲以下者最重視自由，比率約30%，至於法治卻只有10%左右；反觀31至50歲和51歲或以上兩個群組，則同樣最重視法治，比率分別為28.7%和22%，相反自由則為18.7%和18.2%，兩者價值觀差別不大。

　　至於「佔中」是否退場的關鍵，最新港大民調指出，30至49歲和50歲以上兩個群組，分別有72%和79%認為應停止佔領，與整體的70%相若；而18至29歲的群組，則為42%；這個結果，與上周理大同類民調所反映的基本一致，即30至59歲和60歲或以上的兩個群體，分別有76%和98%同意退場，兩者分別不大兼與整體的73%相若，而18至29歲的，則有41%同意退場。

　　我們下一代與別不同，既是一個社會現象，也是當前政治僵局的一大根源。唯有對癥下藥，才可制訂適當的青年政策——而這個癥狀，則絕對不是青年難置業、社會難上流等等形而下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