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祝乃娟

　　近日，財政部公布前三季度稅收收入情況分析。其中，個人所得稅前三季度實現5697億元，同比增長12.4%。在我國近年來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的語境下，個人所得稅的一舉一動常牽引著人們的眼球，通過個稅尤其是起征點的調整來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是很多人的想法。但正如國家稅務總局[微博]原副局長許善達所說的那樣，個稅首先是籌集財政收入的功能。而且，個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僅為6.3%。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于1776年在其《國富論》中提出稅收原則。他認為：“一國國民，都須在可能范圍內，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各自在國家保護下享有收入的比例，繳納國賦，維持政府”。斯密認為稅收應該遵循公平的原則，這里的公平是指反對按身份定稅。他同時主張，應按照自然形成的社會財富分配情況，按比例稅率征稅，稅收不要干預社會財富的分配，即“稅收中性原則”。稅收理論發展至現代，現代財政理論中兩個最重要的稅收原則，是效率原則和公平原則。效率原則主要指稅收對市場經濟的影響應盡可能降到最小，最優的是保持一種中性狀態，而公平原則則主張具有不同福利的納稅人應該繳納不同的稅款。

　　但事實上，這兩個原則現實中都難以完全實現，稅收在現實中往往并非中性。寄望通過稅收來調節收入差距，往往難以取得很大成效，一是因為個稅在總收入中占比較小，二是因為不同納稅人的真實福利差距往往不好界定。前者容易理解，比例不夠大，那么對基尼系數的影響自然較小。至于后者，舉個簡單的例子：同等收入水平的兩個家庭或個人，可能其中一個的房產較多，另一個較少或者沒有，那么即使適用同等稅率，其承擔個稅后的境遇也是完全不同的；也可能，前者從事公共部門的工作，而后者從事市場性工作，二者享有的福利、能夠承受的個稅水平也是差別很大的。

　　因此，個稅的調整與改革，應該回歸這項稅收自身的理性，而不是過度寄望它來調節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甚至改變社會的基尼系數。這不僅不太現實，而且有可能誤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全社會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該是一項系統性的改革，包括初次分配改革，以及二次分配改革。同時在我國，還需要大力推進特定群體的薪酬體系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因為這些也與社會整體公平度有著極大關系。

　　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周期間表示，中國肯定要邁過“中等收入陷阱”，而系統性的收入分配改革無疑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要素之一。《人民論壇》雜志曾在征求50位國內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特征，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貧富分化、腐敗多發、社會動蕩等。無疑，經濟轉型與調結構是關鍵，但另一方面通過制度改革不斷調節收入差距，也將會不斷培育穩定的“紡錘型”社會所需的中產階層，讓中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