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製造”到“投資”
——走出去的中國資本
本報記者 張立
導語：11月12日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北京閉幕之後，各國關注的焦點再次轉向新興國家中的大國——中國。然而，這一次人們關注的重點不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而是中國資金促使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球經濟增長的潛力。
當今的世界，需求不足、負債高築、投資低迷的狀況繼續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復蘇構成挑戰。前不久IMF下調了對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期，其理由是歐元區以及幾個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擴張較為疲軟。IMF總裁拉加德告誡說，全球經濟復蘇形勢“脆弱，參差不齊，受到諸多風險的困擾”，全球可能會經歷“一個長期低於平均增長水準的新平庸時代”。
在這樣的北京下， 中國海外投資話題迅速成為為全球關注熱點。德意志銀行最新發表了一篇名為《大角度：中國資本時代》的報告，提到在可能會稱為“第三代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環境下，中國的巨額經常專案盈餘將決定全球下一輪經濟擴張。該報告的作者稱，中國資金外流的規模可能非常大，以至於抵消世界各國央行實行貨幣緊縮政策所造成的影響。
對於這個斷言，持不同觀點的意見是，工資水準的持續上漲，金融行業自由化以及資本項目逐步開放可能會在中期內促使中國的經常專案盈餘出現縮減。但該報告則認為，全新的基礎設施、過剩的製造業產能以及向服務業的轉型將導致中國的投資率下滑，而下滑速度將會超過儲蓄率。因此，中國的“經濟再平衡”實際上可能會擴大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差距，導致未來幾年內持續出現盈餘。IMF估計，到2019年，中國的經常專案盈餘將會達到4,390億美元，相當於GDP的3%。這股如潮水般的過剩資金可能會抑制長期資本成本，從而有可能會把大量的投資資金引其他國家。
產能與資本雙輸出
在北京APEC會議召開前，坊間就在盛傳“中國版馬歇爾計畫”：中國將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提供4萬億元人民幣國家貸款，用於借款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該計畫意在通過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來消化國內過剩產能，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實現“產能和資本雙輸出”。有評論認為，有望於近期公佈的“一帶一路”建設方案，將成為“中國版馬歇爾計畫”展開的重要平臺。
其實，有沒有坊間所說的“中國版馬歇爾計畫”，姑且不論。但伴隨著中國高鐵“出海”，以及中資企業不斷“走出去”，中國資本輸出的時代確實在漸行漸近。
在11月1日舉行的國際金融論壇2014全球年會上，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陳雨露就明確表示，未來兩年中國對外投資額將超過利用外資額，逐漸進入資本輸出時代。
而聯合國貿發會議最新發佈的《世界投資報告》指出，流出中國的投資很可能最早於今年就超過流入中國的投資，隨著中資企業不斷走向海外，中國逾20年的投資淨流入將畫上句號。聯合國貿發會議稱，中國的FDI流出在2013年首次達到1000億美元。該機構還稱，這預示著一種醞釀中的大趨勢。
中國商務部發佈的資料也佐證了聯合國貿發會議的觀點：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73.6億美元，同比下降1.4%；同期，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2個國家和地區的447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749.6億美元，同比增長21.6%.其中9月當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0.1億美元，同比增長1.9%；同期，中國境內投資者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97.9億美元，同比增長90.5%.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中國投向海外的FDI，不出明年就將超過流入中國的FDI.
習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表示，未來10年中國對外投資將達到1.2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未來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增長近三倍。
中國境外投資並不算什麼新鮮話題。但長期以來，中國是從國內的角度配置資源和市場，而未來將從全球視角去配置。目前國內很多產業的產能過剩很嚴重，產能利用率平均只有72%，以往的觀點是鋼鐵等傳統產業要淘汰、轉移，但是從全球來講，都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從全球資源配置角度來看，只要不脫離實體經濟為主，就不會產生空心化問題，同時還能把價值鏈放到全球範圍內進行更合理的配置和調整，形成全球範圍內的產業、服務、資本、人才佈局，以全方位的國際合作方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所以，這是中國真正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在全球扮演領頭羊的重大決策，而中國所收穫的利益也將是戰略性和全球性的。
“資本輸出”是個新課題
不容否認，對外經濟戰略的全面升級，是中國政府基於對當前國內外諸多環境因素的全面考量，並從解決自身現實問題出發，深思熟慮後制定的新策略。
但必須看到的是，中國資本輸出的願景雖然宏偉，而就中國目前的現狀而言，對外直接資本輸出仍然是個新課題。中國企業跨境投資的真正啟動是在中國加入WTO之後。而初出國門的中國資本，不可避免地遇到諸多障礙。其中一個重要的障礙是，海外對中國資本對外直接輸出的不瞭解、質疑和非議。中國資本對外直接輸出的持續健康發展迫切需要更多的溝通和瞭解。
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特殊國情和歷史文化背景，以及還在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市場經濟，使得客觀瞭解中國對外直接資本輸出可能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也可能需要更多一點興趣和耐心。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它除了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以外，還是一個轉軌經濟國家。在改革沒有完成的過渡時期，基本體制可能是有缺陷的。這是因為改革是一個動態過程，它是在各種條件的約束下，在各種利益衝突的制約當中逐步展開和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打破舊制度可以是一夜的事情，但是建立新制度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時期，體制看起來有些四不像，既不是傳統的，又不是理想狀態的。但改革正是在這樣一個“四不像”接著另一個“四不像”的演變過程中逐步完成的。
也有西方人認為，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是掠奪式的，損害當地環境和民生。當然，中國的“走出去”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更多的是為當地人謀福利的好項目。
經濟學家張燕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指出，中國今後要用行動證明自己不是新殖民主義：我們拿走了資源，但不會留下資源枯竭的城市。
張燕生打比方說，中國就像是一個18歲的孩子，剛開始挑大樑，但是與45歲的美國相比顯然還嫩得多。所以，我們要求18歲的孩子不犯錯就能成長是不可能的，要允許他交點學費吃一塹長一智。那麼，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交學費呢？那就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就是制度改革。
此外，有不少人擔心中國資本“走出去”後，合同變數多，投資回報率也難有保障。事實上，不久前委內瑞拉對中國違約，不僅不再向中國出口33萬桶石油以償還貸款，而且中國貸款期限面臨無限期延長的可能性；墨西哥政府日前也突然取消了剛剛與中國公司簽訂的價值44億美元高鐵合同。這兩件事都為中國類似資本外援或“走出去”敲響了警鐘。
中國和世界都須調整
不過，中國政府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不完善、不協調。因此，為了讓中國資本“走出去”的道路更順暢，日前，中國政府就《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修訂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與2011年發佈的《目錄》相比，此次公開徵求意見的修訂稿大幅縮減了限制類條目，新的法規將把境外企業需與國內企業成立合資企業、或被限定持有少數股權的行業從79個減少至35個。進一步放開外資股比限制，“合資、合作”條目數從43條減少到11條，“中方控股”條目數從44條減少到32條。市場普遍認為，取消一些針對外商在華投資的限制，可以為中國資本“走出去”換取更為有利的條件。
與此同時，中國也同樣需要更多的自身的變化。從被動適應到主動引領，從軟弱抗議到強硬出擊，從悶聲發財到合作共贏，從國際規則的接受者到制定者，在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中國外交史上，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變局。中國外交的頂層設計、人員構成、危機處理，官方的話語體系和行為方式，民眾的精神面貌等都需要與時俱進，直面挑戰。
有分析人士認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需要特別注意調整兩種心態：
一是不應過高估計自己的實力。且不說2013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美國的不到六成，即便有一天中國真的趕上了美國，中國經濟在創新能力、研發水平等方面仍很大差距。中國的實力遠沒有到可以睥睨一切的程度。
二是中國應該如何看待西方。今天，中國朝野的民族自信空前高漲，不再願意無原則地遷就別國。這總體而言是好事，但切忌又走到另一極端，認為中國過去受了太多氣，現在應該揚眉吐氣，由別國來遷就中國。這種“萬邦來朝”、試圖恢復“朝貢體系”的心態，說明中國的國際觀還停留在過去。中國對西方的學習儘管越來越少膜拜的成分，但這個進程不應停止。
對這種調整，無論是世界各國和中國自身，都還處在適應的過程中。對於其他國家，它們在過去30年裏看到的是一個友好大過天、事事韜光養晦的中國，在這個階段，中國主要是經濟驅動型，滿足于利用全球化的好處發展經濟，遇到不公平的事往往只是口頭抗議一下，最後再花錢買平安。近年來，無論在南中國海問題還是中日關係，中國不僅在態度上日趨強硬，而且還採取了一系列實質性的對抗措施。各國在驚詫之餘，給中國扣上了“傲慢”“攻擊性”的帽子。但應該看到，中國的轉變不是一時的激憤反應，而是一個“新常態”的開始，各國需要在適應的基礎上調整政策。這個調整的過程，對每個國家來說或長或短。像英國，它以經濟利益為先，已經默認了中國地位的轉變；對日本、菲律賓這樣的國家，轉變的過程顯然要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