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

　　■ 人物簡介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長，中國金融40人論壇和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曾任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巴克萊董事總經理、亞洲新興市場首席經濟學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經濟項目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政策、金融改革與國際金融。

　　2014年第三季度，中國GDP增速同比增長7.3%，降至五年來最低水平。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微博)說中國經濟暫別最壞時刻，但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隨后公開表示，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候還沒到。

　　對于有觀點稱，經濟下滑有反腐的貢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長黃益平認為，反腐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兩個問題。反腐是改善效率、提高質量，以及改善政府運行效率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增長目標定在7.5%仍然偏高

　　新京報：中國經濟第三季度的增速降至五年來最低水平，房地產下滑、PPI漲幅連降31個月。對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你是怎么判斷的？

　　黃益平：我對今年經濟總體趨勢的看法是，政府一直在以微刺激或者定向寬松來保7.5%的增長。但是政府每一次微刺激的手段放松一點，增長速度就往下走，這可能意味著經濟自我穩定的速度在現在的增長目標以下。下一步會怎么樣，我覺得主要還是看政策。

　　新京報：你認為現在的“穩增長”對刺激政策有很大的依賴，如果沒有“微刺激”中國的經濟會更差？

　　黃益平：我并不反對微刺激，任何政府都會采取一些宏觀經濟的手段來穩增長。但問題是政府要花多大的力氣？所謂的“穩增長”，就是在增長速度比較快的時候往下壓一壓，增長速度比較慢的時候往上抬一抬。但現在的趨勢看起來是政府一直在往上抬。如果抬一兩個季度經濟穩定了，那就很好，但如果準備抬一年兩年，一直抬下去，那說明目標可能定得偏高了。

　　新京報：你認為定多高合適？

　　黃益平：我不用增長潛力這個詞，用趨勢增長水平這個詞，就是政府什么也不干看經濟可能是個什么樣的增長速度。我覺得肯定是在7.5%以下。

　　新京報：有人說現在中國政府微刺激變成中刺激了，你怎么看？

　　黃益平：一方面來看，政府現在跟四萬億的政策比已有巨大進步。首先，政府已經試圖接受相對偏低的增長，原來政府覺得“保8”一定是要保的，但現在已經能接受7.5%，經濟增長速度的目標已經下移。第二，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比以前謹慎多了。以前是舉國保增長，而現在的微刺激、定向寬松或精準滴灌，都是有限度、有選擇性地支持，但另一方面，現在不確定的是政府下一步要做什么？因此，可能就會有人擔心微刺激做多了就變成了強刺激。過去政府都在一直表明微刺激不會變成強刺激。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也很好。但以后是不是會定力不夠，采取更多的措施，這種風險是存在的。

　　新京報：定力不夠是什么？

　　黃益平：就是增長速度下降到7.3%、7.2%、7.1%，就扛不住了，然后再來一輪大的刺激。這種可能性有沒有，我覺得肯定是有的。但現在不能說一定怎么樣。我的理解就是說政府現在蠻擔心的。

　　新京報：有許多學者說6%-7%其實是可以的，從長遠來看也會取得一個很好的成績，為什么政府一定要7%到7.5%？

　　黃益平：通常說的是三點：第一，會不會導致比較多的失業，如果有失業社會就不穩定，政府不愿意接受；第二，現在的金融風險已經很多，如果增長速度進一步下滑，會不會出現更明顯的金融問題，局部的或者系統性的；第三，擔心投資者信心，增長速度下滑，不管是在資本市場，還是在實體經濟，如果他們不投資了，說不定經濟就會出現更大的滑坡。

　　反腐只影響短期經濟增長

　　新京報：近期央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定向寬松措施，用總量貨幣政策來調結構，對此你似乎有不同看法？

　　黃益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宏觀政策。想要依靠宏觀政策來解決結構性問題其實是比較困難的，但是我也贊成在采取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考慮一些結構性因素。比如說現在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些瓶頸，像能源供給，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社保比較落后等，在采取財政擴張的時候適當考慮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是比較合理的，但不能主要依靠宏觀政策，這個次序不要打亂。另外，即便在宏觀政策當中能夠考慮一些結構性的因素，財政政策的準確性也比貨幣政策高很多。

　　新京報：為什么？

　　黃益平：因為貨幣政策是通過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流動的，而不是由政府直接實施。如果要依靠貨幣來支持本來錢流不到的地方，除非給予特殊補貼。比如現在經常說要增加流動性，讓銀行給中小企業、三農企業提供貸款，那就應該先搞明白，銀行為什么不愿意貸給這些企業？無非就是風險比較大，回報比較低。如果中央銀行給這些企業提供貸款擔保就不用考慮風險問題，如果政府給銀行三個點的補貼，就能填平回報低問題。但如果這樣做的話，就變成財政政策了。而且銀行要做精準滴灌也比較困難。第一，很難選，會變成一個主觀判斷的問題；第二，錢下去了，企業能不能用到也很難說。

　　新京報：有人認為今年經濟增速下滑，有大力反腐的貢獻。現在看明年政府反腐工作會繼續，是否會繼續影響經濟增速。

　　黃益平：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反腐肯定影響短期經濟增長，但對提高經濟質量、提高經濟效率是好的。至于增速下滑會不會引起擔心，我覺得要考核的不是反腐的問題，而是減速多少就會出現系統性的問題。

　　第二，反腐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兩個問題。今年已經在反腐了，明年可能還要反腐。簡單來說，如果今年的反腐影響了100元的GDP，明年的反腐如果還是影響了100元的GDP，那對增長就沒影響。除非明年力度加大，影響了200塊錢，這個影響就大了。這個問題我覺得從經濟穩定的角度來說是要考慮的，但不是根本性的。反腐是改善效率、提高質量，以及改善政府運行效率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新京報：你曾經說即使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6%，2020年GDP也會成為全球第一,判斷依據是什么？

　　黃益平：我覺得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比較明顯。只要不出現大的系統性問題，只要最后能穩住，中國的增長速度都會超過美國的增長速度，要趕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我甚至都不擔心會出現局部性的像金融危機這類問題。不過，即便趕上了，中國的人均收入還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發展水平其實和它們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新京報：你說不擔心短期之內會發生金融危機，是不擔心發生了以后對經濟的影響，還是不擔心這個事情會發生？

　　黃益平：我說不擔心是因為我認為現在政府其實是能夠消化這些不穩定的問題，包括銀行壞賬，地方融資問題，國有企業，信托產品等等。萬一它們出了問題，政府是兜得住的。因為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大概就15%。我們國家現在金融風險的問題更多的是流量的問題，不是存量的問題。存量的問題，它是有能力去消化的，但是如果流量沒有停止，以后這個壓力會更大。

　　資本賬戶開放應有先后次序

　　新京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300多項改革中，你最關注哪一項？你認為哪幾項在2015年亟待突破？

　　黃益平：在所有的改革中我最關注金融改革，一是跟我的研究興趣有關，二是我認為下一步市場化改革的關鍵在于要素市場的開放，因為過去三十幾年改革的一個基本策略，就是產品市場全面放開，要素市場持續扭曲。而在所有要素市場扭曲中，金融市場 的扭曲最為普遍，也最為嚴重。三是因為既然要走向市場化經濟，一個有效的金融體系是必不可少的。2015年還需要突破的領域很多，最看不清楚但也至關重要的有國企改革與土地改革。金融改革的大方向很清楚，但什么時候改、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似乎并沒有形成共識，這些也還有待突破。

　　新京報：你觀察這一兩年，哪些改革是做得比較好的？

　　黃益平：力度最大、最直截了當的就是減少行政審批。這項工作從李總理上任后就開始在做，動作也非常快。此外，財稅改革動作也比較快，盡管有爭議，但方案出來后就很快推下去了。像戶口制度、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和松動也比較明顯，我覺得（明年）應該說有比較大的進展。

　　新京報：你一直認為金融改革是此輪深化改革的核心，那么金融改革進展如何？

　　黃益平：金融改革爭議比較大。大家都覺得要進行金融改革，央行的方向也比較明確，但到目前為止，進展比較慢。可能是因為現在經濟下行，政府對金融改革持比較謹慎的態度。怎么改、改多少、怎么協調，沒有形成共識。

　　新京報：關于資本賬戶開放，你覺得是到了一個可以開放的節點了嗎？

　　黃益平：可以逐步開放。但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先后次序的問題，利率還沒市場化，地方融資平臺問題那么大，如果放開，（企業）不向國內借，都跑到國外借，那怎么辦？第二，還需要有一些條件，比如監管能不能跟得上，以后會有許多其他的風險出來。簡單來說，放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你可以提高資本利用效率，壞處就是會帶來新的不穩定。新的不穩定如果處置不好就是新的金融危機。

　　新京報：有學者擔心央行將資本賬戶開放了，但中國的經濟增速達不到一個很好的水平，投資者信心會下降，資本外流，最后形成金融危機。你怎么看？

　　黃益平：直接投資可以放開，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長期投資，不是短期的投機性的投資。但是要謹慎開放不意味著全部放開，不管制了，在很多領域還是可以管制的，證券市場投資、金融創新產品投資，包括銀行跨境信貸流動，都可以有所管制。在經濟不穩定的時候，適當地放慢開放的步伐，我覺得是合理的。即便到真正完全放開之后，我覺得對短期資本流動也是要有一些限制的。

　　國企改革重在管資本和去行政化

　　新京報：你之前說過中國深化改革的核心是金融改革，前提是國企改革。國企改革為什么這么重要？

　　黃益平：如果國企做不好，軟預算約束不改變的話會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會影響金融風險，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它可能也是一個內生的。如果它一直做不好的話，那政府潛在的財務負擔會不斷上漲。畢竟對一個國家來說，最終還是要看政府本身負債是多少。

　　新京報：按照你的觀點，國企到底應該怎么改？

　　黃益平：政府首先應把自己看成一個普通的出資人，而不是上級或主管單位。從以前的管人管事管企業轉變成管資本。我倒不是很介意政府在一些企業做大股東，但政府要把自己只當成大股東對待，大股東的影響的確要大一些，但要把目標搞清楚，大股東是出資人，最應該關心的是資產的回報和企業的發展，而不是官員的想法或政府意向，這是根本區別。我覺得最終落實到企業層面，是兩個事情，一個是管資本，第二個就是去行政化。

　　新京報：現在政府的很多政策其實是考慮到民眾意見，按照你的觀點，政府不需要再考慮輿論了嗎？

　　黃益平：有一些企業政府完全放開當然是不行的，像水電、公共交通這些項目可以采用PPP模式。即政府與私人組織之間，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彼此之間形成一種伙伴式的合作關系，并通過簽署合同來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具體做法就是政府限定價格，公交車不能隨便亂漲價，政府給予一定補貼。但我們過去的做法就是直接讓政府的企業來負責運作，把補貼變成無底洞。你不知道它到底需要多少是夠的，因為這里面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想要依靠宏觀政策來解決結構性問題其實是比較困難的，但是我也贊成在采取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考慮一些結構性因素。

　　資本賬戶可以逐步開放，但放開既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你可以提高資本利用效率，壞處就是會帶來新的不穩定。

　　政府應把自己看成一個普通的國企出資人，而不是國企上級或主管單位，其角色應當從以前的管人管事管企業轉變成管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