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試水自由貿易區已經近兩年，上海的革命實踐顯然沒有給人們帶來預期的沖擊。中央大膽實踐，在福建、廣東和天津新開辟若干新區，擴大改革開放的用心非常明顯。作者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館員劉佳撰文指出，自貿區實驗明顯提速，其前景如何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中央改革思路是否明確。既然中央從嚴治政，希望打造出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地方當局一言一行都要嚴守紀律。而改革又是一項需要“突破”的事，那中央就必須有一個成熟的改革思路，而不能指望地方各顯神通去給自己探路。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新開自由貿易區能否取得人們期待的成就，自貿區實踐的結果又會如何，人們顯然很難樂觀。自由貿易區實踐推廣至今，為何沒有產生如深圳特區一樣的效果，為什么自貿區實驗會變得舉步維艱？這就必須從特區與自貿區實踐所處的不同歷史條件及中國當今的國情來探求答案。
特區與自貿區境遇迥異源于兩者經營思路不同。特區的建立，正值文革結束之際。國家舉步維艱，上下一致尋找出路。對于中央來說，只要不動搖中國的政治安全，任何制度都可以懷疑與挑戰，任何新模式都可以實驗。
鄧小平說過，改革是一場革命。可以說改革必須突破現有體制，而特區就是這種突破的實驗場。沒有對現有制度的突破，改革不可能成功。這種突破需要一個容忍與寬松的空間。鄧小平對此劃定了一條紅線和一條標準，所謂紅線就是“四個堅持”，一條標準就是“三個有利于”。因此，特區改革的經營思路是，地方放開手，中央放一馬。地方只要不沖撞“四個堅持”，可以放手實踐，中央對只要不是違反“四個堅持”的事，即使違反當時的法律及法規，也往往睜一眼閉一眼放他一馬。
在那個連住飯店都要有介紹信的時代，如果沒有遍地走私，就沒有深圳老板的原始積累，如果沒有千千萬萬的農村干部網開一面虛開介紹信或故意放行，就不會有遍地農民工闖深圳，也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制造。
而今天的自貿區舉辦思路則大有不同。自由貿易區的舉辦是在中央領導下，深化改革的試水之舉。在今天，中國社會階層日益固化，利益集團阻力強大。中央希望通過舉辦自貿區來深化對外開放。因此，自貿區的改革思路是，中央指引大方向，地方探索執行。
那么不同的經營思路，為何會給兩者帶來迥異的境遇呢？
首先，特區的改革，中央沒有明確的思路，希望用特區來探路。因此中央對特區的做法是放權與讓利，甚至對一些地方的腐敗問題，也采取了殺一儆百點到為止的態度。比如，90年代初，廣東走私遍地開花。而事實上當時海南地委負責人的走私行為，更多的是為地方政府籌集經費，個人貪腐其實并不多。結果被殺一儆百，當成了出頭鳥。而更多的參與走私的老板與干部，事實上沒有被追究。
特區的舉辦，主要依靠地方，中央所做的更多的是行方便，只要不突破四個堅持，不要搞得太過分，中央就放一馬，也就是所謂的“中央沒有錢，但是可以給政策，地方自己殺條血路出來。”自貿區的舉辦則有很大的不同，中央對自貿區有明確的管理構想，地方更多的是照辦執行。事實上中央又很難直接管理自貿區，自貿區的經營需要基層干部發揮主觀能動性。遺憾的是在這一點上，自貿區改革卻沒有吊起地方官員的胃口。
其次，從嚴治政降低了基層干部的改革熱情。
特區改革，基層官員是重要支持力量。因為不論從政績還是從個人利益上說，特區的成功舉辦，廣東的經濟崛起，確實給當地官員帶來了巨大的收益，盡管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收益是非法的，但客觀上激發了官員的改革熱情。十八大以來，中央執行從嚴治政的方針，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福利有明顯減少，而公務員的工資又沒有相應的提升，工資合理增長的機制也沒能建立。腐敗又得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改革改的好與壞，與基層干部的利益基本沒有太大關系。
雖然從嚴治政凈化了政治空氣，但客觀上也挫傷了基層干部的改革熱情。此外，政府內部監管的措施日益細密，在避免腐敗的同時也縮小了干部日常工作的自由裁量空間。現在基層政府，地方干部出幾次差，做什么車，甚至喝什么酒都有細致的規定，一方面確實避免了腐敗，另一方面也讓干部們只能跪而聽命，失去了很多工作中自由裁量的權利。
最后，反腐敗提高了基層官員改革的風險。
改革是對現有體制的突破，因此中規中矩完全執行現行的體制規定，肯定不是改革。但是如果要突破現行體制，改革與違紀甚至違法之間的邊界如何界定，就變得棘手。嚴格的說，所有的改革不能說都違法，但至少都是“違紀”或“違規”的。一點不“違紀”“違規”的改革是無法想象的。在高壓反腐的今天，地方官員寧可不改革也絕不違紀的心態非常明顯。
自貿區實驗前景如何？
自貿區實驗明顯提速，其前景如何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中央改革思路是否明確。既然中央從嚴治政，希望打造出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地方當局一言一行都要嚴守紀律。而改革又是一項需要“突破”的事，那中央就必須有一個成熟的改革思路，而不能指望地方各顯神通去給自己探路。
第二就是要建立基層政府的激勵機制和基層干部的獎勵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干部的改革積極性。中央改革思路再明確，執行還是需要地方政府和基層干部發揮主觀能動性。中央不可能萬事親歷親為。
這就需要合理放權并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從嚴治政，反腐敗是對的，但是也要有相應的干部激勵機制。否則地方干部干活不但不得好處，反而容易犯錯，勢必無人敢于冒險。如果對于基層干部來說與其銳意改革不如碌碌無為，改革就會失去動力。
自由貿易區實踐推廣至今，為何沒有產生如深圳特區一樣的效果，為什么自貿區實驗會變得舉步維艱？這就必須從特區與自貿區實踐所處的不同歷史條件及中國當今的國情來探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