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每一分財政支出，都該由香港人說了算，資助多少，是否資助，都是香港人的權利，取決于香港人的決定。但必須指出，如果把給精英的投資當做福利的蛋糕分掉，雖解決了當下問題，但長遠來看，損失了更大的利益，未來福利的蛋糕反而會越做越小。

　　香港政府一直積極吸納世界各地人才到港就讀，不但允許香港八大高校錄取外地學生，并且還資助其中一部分外地學生。現在，香港每年錄取1.5萬個資助一年級學士名額中，本地生的名額為1.44萬個，另有600個非本地生名額。

　　有人質疑，此種政策減少了本地生的入學機會，而非本地生去香港讀大學，也被部分人指責為“搶資源”。為了應對這個局面，據香港文匯報消息，香港教育局1月3日向立法會遞交文件，香港行政會議當日(3日)通過，由2016至2017學年開始，每年15000個教資會資助學額，全部用于香港本地學士學位學生，而原來的4%非本地生的資助學額將會取消。

　　對于此項新政策，香港輿論普遍持積極態度。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干事吳寶城認為，有關措施對本地學生而言絕對是好事，“本地大學學額一直以來都不足夠，所以能加多一些一定是好。”除了香港的升學專家及中學生代表表示歡迎，香港大學方面人士，對此也持積極態度。香港大學教務長韋永庚表示，有關政策保證了院校可騰出更多空間去錄取本地生，對本地社會更為公平。

　　實際上，就政策效果而言，對非本地生的的影響并非很大。一來外地生到香港就讀，即使接受了資助，也仍然花費不菲，對實際總支出影響不大。而且，現時香港大部分院校錄取非本地生時并沒按指標錄滿，而錄取本地生時，也有超標。對于本地生而言，雖然名義上會多出600個名額，但在1分就有上千人差距的激烈競爭下，幾乎不會降低本地生考大學的難度。

　　不過，雖然政策實際作用不大，其反映出的當下香港社會意識及趨勢，卻值得深思。

　　香港與大陸更加緊密的經濟與社會聯系，雖然從長期與整體來看，肯定是積極的，但在短時間內，對一部分人而言，更直觀的體現為一種壓力，雙非問題、奶粉問題都是典型例子，然后，這種壓力滋生出一種謬誤的資源意識。

　　毋庸諱言，如果從短期的、個體的視角來看，外地精英的涌入，其直接后果就是會損害本地相關弱勢競爭力群體的利益。比如，隨著菲傭的涌入，香港本地傭人就會因為價格高、質量差而被完全擠出市場。同樣的，大陸精英學子的涌入，雖然只有600個，但意味著直接損害了相關的600個香港學生的利益。

　　但是，從長期的、整體的視角來看，教育并不是單純的消費行為，更是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助推器。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等人更是斷言：改善窮人福利的決定性生產要素不是空間、能源與耕地，而是人口質量的改善與知識的增進。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教育帶來接受教育的個體的能力、收入的增加，而且，也體現在接受教育的人使周圍的人乃至整個社會的效率得以提升，帶動經濟的發展，而信息社會，則更大地放大了這一趨勢。當同樣的教育投資，與更優秀的人結合的時候，這種外部性就會更大。

　　菲傭的涌入，拉低了香港傭人市場的價格，使更多的人能夠雇傭得起傭人，精英人士帶來的正外部效應，不管是從深度還是數量上，顯然都比菲傭更大。他們會因為高薪、高消費而繳納更多的稅負，會因為創業而創造更多的崗位，最終，帶動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能夠去香港上學的外地學子，都是在激烈競爭中勝出的精英中的精英。這些學子，經過四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學習之后，往往會留在香港，參加工作，創立事業，帶動香港經濟的發展。

　　在現代社會，大多數人都是在公立教育系統中接受教育的。一個人從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都要消耗掉很多社會的福利與教育投資。所以，僅僅在大學階段，做一點小投資，然后收獲一個人才，獲得整個教育階段投資的全部收益，即使從錙銖必較的生意角度，這也是一樁劃算的買賣。

　　民主制度下，香港的每一分財政支出，都該由香港人說了算，資助多少，是否資助，都是香港人的權利，取決于香港人的決定，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主觀問題。不過，在權利之外，怎么樣花錢更有意義，或者，更俗氣的說，更有回報，這卻是一個客觀問題。不管香港人一時怎么看，它就在哪里，長遠且真實的存在著。

　　激烈的競爭，被損害的不平感，比起長遠的經濟利益是直接的、焦灼的，但是，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社會，需要的就是在個體的、主觀的、直觀的呼聲與整體的、客觀的、長遠的利益之間小心地走鋼絲、找平衡。

　　在這一點上，或許是因為外部的與內部的諸多壓力，甚至是香港社會面對大陸的一種應激性反應，但無論如何，就結果而言，香港政府做得并不好，過度的倒向了那些直接的、情緒性的、主觀的聲音。

　　必須指出的是，如果把給精英的投資當做福利的蛋糕分掉，就如把種子當糧食，雖然解決了當下的問題，但長遠來看，損失了更大的利益，未來福利的蛋糕反而會越做越小。這并不是明智的選擇。

　　作者：劉遠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