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18世紀中葉英國首相老威廉·皮特的這句名言，至今仍被廣泛引用，以彰顯財產權的重要性，并明定私產和公權之間的邊界。

　　雖然商人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處于士農工商“四民之末”，但中國并非完全沒有尊重商人的傳統。最典型的例證是《左傳》曾記載的，西周末年，鄭桓公和商人訂立下盟誓：商人不能背叛國君，國君不強買和奪取商人的貨物，不干預商人的財產和營業。（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盟誓鑄在青銅器皿上，存于國君宗廟中，恪守了二百余年，可說是一項非常嚴肅的約定。

　　近世以來，在經濟發展中，倡導讓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倡導對企業主體權利的尊重，已成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選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也沒有例外。

　　不過，市場經濟并不是放任經濟，市場主體權利的對應物乃是對利益相關者的義務。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致命的自負》的扉頁，引述了佛格森（AdamFerguson）所說的，“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著的，是從一切束縛中解脫。正相反，自由意味著每一種正當的束縛對自由社會全體成員的最有效運用，不論他們是司法官還是老百姓。”

　　無窮無盡的分工和交易創造出復雜的現代經濟，但在這看似無序的生態背后，也自有一種“合作秩序”在發揮作用，可以叫它誠信，信用，也可以叫它“正當的束縛”。

　　政府要做的，是通過正當和恰當的法定程序，提供服務，維護正義，把“正當的束縛”施于每一個人，每一個市場主體。

　　如果政府把放棄“正當的束縛”當作管理的創新，那么情況很可能如同克魯格曼對格林斯潘的嘲諷，“他所說的話絕大部分都很有道理。但是，他的至理名言來得太晚。他是這樣一個人：建議把羊圈的門敞開，而在羊不見了之后又發表一番說教，說把羊圈好好鎖起來是多么重要。”

　　一個政府，要尊重私權、私產、企業的主體權利，但政府不是企業的代言人，而是“自由社會全體成員”的受托人。一個不斷發展的商業社會是無比豐富的，但它一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清潔的。政府之所為，就是要預警并懲治各種污染和不潔，努力推動商業社會的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