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唐杰：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赴美訪問學者、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致力于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在深圳介入經濟運行與發展一線操作實踐。
從深圳看中國的轉型
專訪本刊學術委員唐杰
楊柏 鄒藍
進入2015年，中國各地方政府都仍在考慮經濟和產業結構轉型。國際市場需求不振，各地都在考慮設法發揮內需牽引的作用，但是內需多年來在經濟動力中的占比，是一路下降的，國內只有有限幾個城市，內需能起重要作用。
中國這些年來的高速增長，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很大，不利于可持續的發展。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考希克·巴蘇前不久在世行發布全球經濟展望時說，印度將在2016和2017年趕上中國的發展速度。不過，在中國開始不講究速度的時候，中國也無需在乎。
不過中國是否還堅持既定的轉型才是真正的大問題？怎樣轉型？一方面中國出現了經濟發展減速，另一方面確實也需要慢一些下來，給轉型增加增長的彈性。中國人給這種必然出現發展過渡過程提供了一個解釋性的名詞“新常態”，同時也給這個詞的空間以巨大的可挖掘空間。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3億人口。如此規模量級的國家經濟和產業結構轉型，世界上和國際經濟歷程中史無前例。而關鍵的問題是，還有一個“中等收入陷阱”等在前頭。
深圳放在中國轉型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框架下看，早就提出“快轉”與“質量經濟”代替的“效益深圳”目標。希望在灣區經濟發展中更上層樓的深圳，能不能說一個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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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金融危機后深圳的新探索
經濟導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主要以局部試點的方式來探路。成功的經驗就復制到更大面上推行。安徽下崗村民秘密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被安徽省最高領導萬里認可后，在中央層面上獲得認可而全面推廣，就是一個例子。以前國家體改委專門設有試點司，專管各方面的政策改革試點。深化改革開放和適應新常態，同樣需要幾個局部地方的常識和探索。從實踐的角度中國的轉型的確也需要一個或幾個探路的成功樣板。對此，你怎么看？
唐杰：我們可以回憶一下，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及稍后的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時候，中國提出的四萬億計劃，幾乎是立竿見影地使中國經濟增長率和出口回升。這給人一種錯覺，覺得中國可以解救全球，帶動美國經濟、援助帶動歐洲來擺脫金融危機。可是六年過去了，全球經濟很明顯還沒有從戰后最嚴重的蕭條中還沒走出來。相反中國自己卻走到需要轉型的十字路口。傳統模式下中國經濟幾乎不可持續，需要轉型，但說了很多年，轉起來卻很不容易。有目共睹的是，所謂發展模式的轉型應該是還沒有上路。需要有一些可參照物。
中國的發展方式轉型，需要榜樣的力量，要有企業轉型，地區城市轉型成功案例的借鑒。三十年前的改革，從鳳陽小崗村開始到安徽，四川推廣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老百姓趨之若鶩，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各省自己要學習。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廣東率先取消計劃經濟制度中最核心的標志物票證以后，短缺局面迅速改變。市場化的轉型就成為擋也擋不住的改革潮流。那么我覺得今天深圳實實在在地走在了發展模式轉型的路上，可能會在三十年后又給全國再貢獻一個新的成功轉型案例。深圳做這件事在全國是有意義的。
晚清無法轉型的一個故事
經濟導報：前一陣聽你說起，在中國歷史上你下了點功夫。你覺得歷史上的有哪些事情，對現代發展有什么啟示？
唐杰：我關注了一下康雍乾盛世與發展模式。我最近偶然翻到了一個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知道的一個歷史故事，了解到了一個多數人不知道的細節。乾隆皇帝80歲壽辰時，英國女王派了一個特使來給他送禮，一大堆禮品之外，有天體模型、有地球儀、也有新式武器，目的就是要求來開放通關，擴大國際貿易。乾隆皇帝就是不同意擴大通商口岸，說什么天朝本無所不有，不需要與洋夷進行貿易等等。57年后，在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時候，發現當年送來那些禮品在圓明園里放著，乾隆都沒打開過。
其實，這個故事情節不確切。乾隆其實打開看過那些物品中的一件禮品，就是一艘英國軍艦模型，這模型上裝備有110門火炮。沒有記載乾隆看過后說了什么，不過我們可以猜想一下，他是否想要知道了解些什么？一堆禮物中，他為什么專門挑出這個模型來看？這艘軍艦模型對他最大的觸動是什么？他是否會感到幾千年中華古代文明，農業立國的發展模式可能受到嚴重威脅了？盡管兩百多年前，中國詞匯中沒有發展模式這個詞。
乾隆去世后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的軍艦還是以風為動力，就是這樣一支帆船艦隊進入了中國內河，打下了南京。在這支英國海軍艦隊中，并沒有出現那艘裝備了110門火炮的軍艦，最大的也只有70門火炮，但四十幾艘軍艦裝備了560門火炮，打下南京城一共死了163個人。據統計，中國參戰部隊25萬，一線參戰9萬人，死亡5萬人。現在的中國人除了說滿清腐敗無能以外，可能沒有辦法想象這場仗是如何打的。所謂英國軍艦不過是帆船，雖然這個帆船很大，排水量達到了兩千噸，但還沒有四百年前明朝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寶船來得大。
事實上，從現有材料看，清軍與英軍裝備的差距是這樣的。清軍號稱有幾百艘軍艦，其實就是幾百艘舢板類的炮艇，中國沿海與內河入口炮臺規模巨大，紅衣大炮的火力強大，有效射程不足一千米，大約每六分鐘可以發射一次，一小時打10次，不過打一個小時就要休息了，炮筒太熱再打就炸膛了。英軍艦炮技術參數從口徑到射速都非清軍可比，最主要的是有效射程超過兩千米。戰爭中，清軍炮臺在能夠對英軍構成威脅之前早已被擊毀了。這實際是一兩個時代的差距，應該說乾隆皇帝已經從那艘軍艦模型上看到了。但是沒有科技發展，乾隆就是得到了啟示，他也無能為力。
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轉型
經濟導報：從這個故事中，我們作為后人得到什么啟示？
唐杰：轉型的要求。堅守一成不變的發展方式，一旦遭遇居心叵測的外來勢力，即使他們起初沒有動武的意圖，到頭來也會如同哥倫布進入新大陸以后那樣動武。那樣，中國就會被動挨打。而且確實也挨了打。幾千年中華農耕文明到極致，康雍乾盛世輝煌之后，便出現斷崖式的崩潰，這是歷史的啟示。
1978年以來，我們面臨最大的變化就是再也回不了封閉的狀態，只能向前走。我們向前走了三十年，達到了一個什么水平？總體看，近三十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是與清康雍乾盛世模式完全不同的發展軌跡。康雍乾盛世實現的東西，我們1978年前就已經做到了。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真正要做到的是什么？有人說是創造了中國奇跡。其實何為奇跡，真正的奇跡不在于經濟增長了多少多少。因為單純依賴人口增長的經濟增長是沒意義的，只有經濟總量的增長遠遠超過人口增長，遠遠超過勞動力的增長才有意義。扣除了物價指數后，從三百美元起步到超過七千美元，人均實際收入GDP的增長也有八倍。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未有；在世界工業化以來的歷史上，也沒有過出現過，13億人口大國可以在人口規模翻一番的時候，有巨大的總量增長和人均收入增長。
我們不妨做一個小結。1953-1978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采用的是第一種模式。這個模式總量增幅巨大、人均增長細微，到1978年走到盡頭，無論是否有十年文革，這個模式都已壽終正寢。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總量與人均產出雙雙高增長作為第二種模式的潛力，也已到頭了。為什么？在深圳可以觀察到很多例子。深圳有一家著名的集成電路封裝廠，叫作賽意法。意大利、法國的半導體公司，在全球有13個工廠，除歐洲廠外，深圳賽意法的工資水平，五年之前在12個廠中排名倒數第二，五年后上升為正數第一。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決定了靠勞動力便宜的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的發展潛力越來越小。其實，國際貿易中發揮勞動力便宜的優勢，并不是新的東西，康雍乾盛世也享受到過勞動力便宜的紅利。過去常說，滿清閉關鎖國，其實并不很準確。康雍乾特別是乾隆時代，中國經濟的開放度不能算低，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人口很多，粗略估計，康雍乾時代，中國參與對外貿易的人口，大概相當于當時人口0.5-1%之間。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參與國際貿易的人口大概是2.5%。可見核心問題是要將便宜，變成貴，貴了還能占領國際市場，是靠高性價比，靠質量、靠創新。
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逼著美國經濟技術萌生新趨勢，加速了美國產業創新。危機之下，落后的，失去競爭力的產業被加速淘汰。危機推動產業形態走向更高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面對的挑戰可能是與美國新一輪的技術創新與產業轉型拉大差距。前一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按購買力平價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美國，但問題是中國人均GDP只有美國的25%。中國能不能持續縮小與美國人均GDP的差距？能否從現在開始，一百年內實現中國與美國人均GDP的均等化？
“三化一平臺”深圳升級大文章
經濟導報：中國發展到今天，成為超越日本，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還有海外學者，依據購買力平價PPP法，判斷中國在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究竟如何我們不用去深究，但是中國轉型，在更多的城市只是目標和想法。而深圳則已經初見成效。你覺得深圳能不能在新的發展浪潮中講一個新故事？
唐杰：深圳市委書記王榮講了一個三化一平臺的故事。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與前海作為改革開放的新平臺。三化一平臺寫進了深圳黨代會報告。深圳市長許勤講了一個經濟增長的故事，有質量的穩定增長和可持續的全面發展，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這些都是關于深圳能不能講一個新故事，是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思考。
什么是市場化？市場機制核心是三個功能：一個是激勵機制。市場和計劃經濟是完全不同的，計劃經濟是沒有激勵機制的，計劃的準與不準、細與不細靠領導表揚。市場化條件下，企業獲取最大化的收益就是激勵機制。第二個是市場是信號發現機制。當我們說計劃經濟是一個不可實現的經濟機制設想的時候，實際上是說，沒有一個人或是一個機構組織可以完整地的搜集所有有關資源配置的信息，當你不可能搜集完整信息或者是以極高的成本搜集部分信息的時候，全面的經濟計劃本身就是個悖論。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每個人在不同的角度上都可能發現一部分可能不完善、可能不準確，但可能是有用的信息。這些信息會產生創業創新的激勵，并激勵企業與個人去發現新的信息或去做些什么；第三是，市場機制是一個可衡量可考核的機制，資源配置是不是有效？創新效果如何？或者說，你獲得的信息是不是準確？最后一定會反映在產品市場價值上。
過去三十年我們取得的極大成就，一是形成了比較全面的工業體系。這是中國和印度最大的差距。七年前我曾經有機會訪問印度。有位印度友人問，中國有高速公路嗎？我說中國大概有一兩萬公里吧。我問，印度高速公路情況。他說，有三萬多公里吧。但是，我在印度四五天，沒看過一條高速公路。后來才知道，當時印度對高速公路的定義與中國不同，有紅綠燈，在印度被視為神獸的牛不能上去的路，就叫做高速公路。到目前為止，印度和我們最大的差距在于基礎設施。
二是市場化改革推動了競爭機制的形成。當年深圳經濟特區的改革是從施工工地上，多拉一車補助四分錢開始的。我們現在回想一下，中國市場化改革進展之快在全球是少有的。科斯和王寧的著作對于這一點給予了詳盡細致的描述。前幾期的《新華文摘》上，發了一篇對當年石家莊造紙廠廠長馬勝利和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等人的采訪文章。他們是當年市場化改革的第一批小白鼠。盡管種種原因，他們成功很短暫。但就是他們的行為，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市場化改革。
深圳人的詐唬：法治與知識產權
經濟導報：既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如此顯著的成就，為什么深圳還要強調市場化？
唐杰：從我個人的理解看，一個運轉有序的市場機制，應當是以法制為基礎的。市場機制的有效在于能夠實現資源的合理與高效配置，其中的條件之一就是市場信息的真實透明，市場運行機制不能受到人為的或者是隨心所欲的侵犯。這其中，不僅僅包括政府行為的不當，也有市場主體的行為不當，如我們經常看到的，壟斷或者是市場欺詐行為。市場經濟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叫價過程，盡管我們可以從農貿市場自由定價開始改革，但是市場化不是地攤經濟可以代表的。要保持市場信息選擇的有效性，最核心的是要實現法制化。以金融產品為例，我們不可能想像上市公司的市值是供求雙方叫價確定的。盡管傳統的證券交易機制，確實是建立在操盤手喊價的方式之上的。但股票與債券及相關衍生產品的價格不是喊出來的，是算出來的。如何算出來，就是一大批后臺的信息挖掘工作。挖掘之后如何把它法律化、合約化,沒有法制的市場就不叫市場。
這里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十幾年前，華為的創新曾經被人盜竊知識產權。華為搞創新，還沒正式投產，其他城市就有公司已經在銷售盜版產品。一查那家公司是三個原華為的員工辦的，三個人在三個不同的階段上參加了華為的新產品開發，連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產品。華為公司很激動地說，深圳要是不管，我們就要走了，到其他地方玩去，到班加羅爾去。當時的國務院分管領導也高度關注。深圳恰好剛剛通過了《知識產權保護條例》。這個《條例》就成為深圳乃至全國第一例知識產權盜竊案判決的依據。事后的發展表明，沒有一個比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環境，就不會有深圳在創新領域的超前發展。市場一定是法制化的市場，沒有法制，市場是不可以存在的。深圳提出市場化與法制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明確了未來的改革方向是，在現有市場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以法制化推動市場化，建立起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有效市場體系。
前些年深圳企業到外省區做業務，往往引起了很多誤解。經常有人說，深圳人最詐唬了，喝杯酒吃頓飯就解決的問題，深圳企業的人屁股后邊還跟著會計師和律師，非得會計審核，法律審查一通才能簽合同，有病啊？其實，這就是深圳最大的優勢。三十年來深圳能夠做到給資產定價。當我們給資產定價的時候，實際上差不多就是給創新思想定價了。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市場化與法制化發育過程。
市場是法制的，應該說它顯示了非常高的層次。我們現在說市場要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如果沒有一個嚴密的法律體系，市場永遠也發揮不了決定作用。不依法行政的政府就會產生破壞市場機制的沖動，企業的欺詐行為引起了產權不能受到有效保護的時候，市場機制也不可能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
第三個說到國際化。國際化的重要意義在于，假如有十幾位外國人，他們在深圳生活工作，覺得跟在紐約、倫敦一樣沒有很大差別。這就是國際化。這樣的國際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通行的規則與國際規則差不多了。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規則與法律關系，法律是規則的主體，但有些規則可能是不成文的約定，是被企業廣泛接受的行為標準。有些規則可能不具備強制的約束力，但是企業需要遵守，其中行業協會擔負中重要的組織與協調功能。
如果我們小結一下，市場機制是基礎，但是它需要兩個條件才能有效運轉。一個是法制化條件、一個是國際通行規則條件。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套規范有序的市場經濟體系。這才是能夠激勵創新的市場體系，中國的創新雖然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主體上還處于二流三流。我們以前總是講四大發明。后來我們發現除了四大發明，我們真的沒什么可講的。沒有一套完善的市場機制，我們就不可能有持續深入的創新，就不可能真正地影響和改變世界。因此，市場化、法制化與國際化是未來中國重要的改革方向。
當我們走向模式轉變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東西，法制化的市場，按國際規則運行的市場，一個按照國際規則、按照法制化規則運行的政府，三者結合可能是我們未來模式轉變的基礎。
第二部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