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已經很明顯的是，除非歐元區經濟能夠強勁增長，就業大幅改善，否則政治緊張局勢將會加劇。英國前首相 托尼-布萊爾對希臘債務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他認為，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歐洲的政治核心奪回主動權。這需要歐洲各國做出重大妥協，一方面歐洲層面從財政和貨幣方面刺激經濟，另一方面，每個歐洲國家都應出臺一個明確、可驗證和可實施的結構性改革方案。

　　現在，作為統一體和典范的歐洲比任何時候都為歐洲各國所需要。歐洲的單個國家需要歐洲的集體力量來維護它們的利益、影響力和價值觀。然而，正如希臘僵局所證實的那樣，歐洲大陸正陷入危機當中。

　　許多人認為，即將出現某種形式的妥協。可以以某種方式將債務踢到一邊去。新上臺的希臘政府將會屈服，歐盟(EU)、歐洲央行(ECB)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三大債權人將會屈服，雙方將會在某處達成共識。我不這么看。希臘是更宏大問題的一部分。希臘政府說當前局面不可持續，這是對的，但它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錯誤的。其他歐洲國家向希臘施加了其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承受多久的壓力。我不知道如果英國經濟收縮25%將會發生什么情況，但我猜那將是顛覆性的。

　　希臘的困境反映出歐洲的困境。希臘知道，脫離歐元區(至少短期來說)將是災難性的；但遵守種種限制條件的痛苦是難以忍受的。然而，其他歐洲國家希望希臘進行的結構性改革確實是必要的。因此希臘政府的問題不僅關乎償債，更在于它反對改革。

　　一段時間以來已經很明顯的是，除非歐元區經濟能夠強勁增長，就業大幅改善，否則政治緊張局勢將會加劇。一些經濟體的確顯示出復蘇的真正跡象。但遺憾的是，對政界人士來說，復蘇得還不夠多，或者不夠迅速。一些政界人士將會走向左翼，一些人將會走向右翼，而且正如在這種局勢下通常會發生的，極左和極右會一拍即合。

　　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歐洲的政治核心奪回主動權。這需要歐洲各國做出重大妥協，一方面歐洲層面從財政和貨幣方面刺激經濟，另一方面，每個歐洲國家都應出臺一個明確、可驗證和可實施的結構性改革方案。

　　但不能一步步斡旋、逐個國家地達成妥協。要想達成妥協，所有人都得看到他們將從中受益。必須改革的國家需要歐洲層面的協議來讓他們安心。德國需要能夠有底氣地說，其他國家同意了其改革立場——即應進行實現長期競爭力改善所必需的改革——從而能夠說服民眾任何寬容都是合理的。歐洲需要的不只是技術上的項目。妥協的影響必須大到足以代表一條新的前進之路，大到足以主導歐洲政治辯論，而且必須超過圍繞希臘簽署的單個協議的影響。

　　否則歐洲就會在希臘問題上陷入困境：要么歐洲簽訂一個被視為對希臘政府作出重大妥協的協議，從而為其他國家豎起一個瞄準的榜樣，但這樣就會傷害那些努力遵守歐洲的條件的國家；要么希臘最終屈服，要么希臘脫離歐元區。

　　緊縮加改革從來不是提供給歐洲的好選擇。我們必須提供增長加改革的選擇。宏觀經濟政策必須竭盡所能來實現這一點。這在本質上一直是意大利和法國領導層主張的觀點。其他許多領導人現在對此也表示贊同。

　　民族主義者和反對改革的左右翼政黨提出的政治綱領一如既往地提供著同一樣東西：憤怒，而不是解決方案。他們對移民極盡抹黑排斥之能事。他們佯稱，復雜問題可以輕松而毫無痛苦地得到解決；令人擔憂的威權主義若隱若現，這從他們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Vladimir Putin)領導風格的仰慕上可見一斑。但如果歐洲政治核心不發揮領導作用，那人們就會跟隨極端主義。希臘危機是一個機遇，必須抓住這個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