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昭

　　內地強勢資本的進入與洶涌而至的旅游客打破了香港本土居民習慣了的經濟秩序與生活常態。中低收入居民抱怨大陸客抬高了物價，助長了香港地產霸權和少數特權階層，而中下層居民的日子更難過，上升渠道更狹窄。

　　三年前我去過一趟香港。旺角、油麻地逼仄喧囂的夜市，尖沙咀重慶大廈里鬼魅穿梭的人流，還有中環密集扎堆高聳入云的中字頭大廈……殖民地時期遺留的紅磚色建筑與代表1997回歸的氣派的會展中心交織并立的香港，比我想象中的還要狹小，與我想象中的一樣自由。

　　我的太太是業余美妝達人，日常消耗驚人，每次到香港都要瘋狂采購，與她的瘋狂之舉相比，還有一類常年往返香港瘋狂采購的群體叫水貨客，他們長期攜帶大量貨物往來香港以賺取差價盈利，貨品包括奶粉、iPhone、平板電腦、相機、手袋、香煙、龍蝦、年貨及豬肉等等，其中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據說香港境內水貨客最早可追溯至清朝末期，上世紀20、30年代活躍于羅湖口岸的水貨客達逾3000名，主要攜帶西藥及香煙到內地，攜帶大米等農產品到香港。

　　近些年來，由于水貨客對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滋擾及社會問題，水貨客引發了香港本土激進人士抗議。據報道，香港屯門地區團體2月8日發起游行，抗議自由行旅客及區內水貨活動多，400多名示威者走完游行路線后，分批轉戰區內藥房及屯門時代廣場，有警員被推倒“踢頭”昏迷，送院后恢復清醒證實肋骨受傷；還有激進的人士包圍售賣年貨的店鋪及指罵旅客，有人甚至打出了殖民地時期的旗幟。

　　水貨客長期滋擾香港本地市民生活是事實，梁振英及內地關口曾多次聯手整治與清理，隨手翻翻新聞不難發現這些問題已是長久之弊。本土港人憤怒的新聞在內地人看來也已成了“新常態”。占中游行、嬰兒當街撒尿被拍照、罵大陸客是蝗蟲等新聞近年來不斷沖刷內地和香港媒體版面，內地人對此已極為熟悉，見怪不怪。而香港，決策者一直在對內地的資本與人員開放與本土居民反過度開放的抗議聲中謹慎權衡，蹣跚前行。在內地人看來，此刻的香港，它的情緒應該是糾結的、焦慮的和憤怒的。

　　“香港和臺灣比新疆和西藏更麻煩”。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丁學良說。有統計顯示，香港自1998年GDP的13000億元港幣，在15年后增至2012年的21000億元，增加了60%；但本地家庭收入中位數15年里只由18300元港幣增至20000元，即增加了9%；住宅價格指數則增加了90%，奶粉價格增加100%，牛肉價格增加了233%，貧窮人口從850000增至1187，000，增加40%。香港中低收入居民抱怨大陸客抬高了物價，助長了香港地產霸權和少數特權階層，而中下層居民的日子更難過，上升渠道更狹窄。

　　生活即政治。理解了這些有助于我們理解香港的情緒。“誰得到什么？何時和如何得到？”政治學家哈羅德oD.拉斯韋爾認為政治的核心無外乎回答這兩個問題，政治爭端的焦點往往也是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而香港的情緒既來源于生活，又來源于觀念。內地強勢資本的進入與洶涌而至的旅游客打破了本土居民習慣了的經濟秩序與生活常態，而回歸后內地政治與法律上的影響同樣讓香港人艱難適應，后者可能更是讓一些本土港人憤怒和沖動的原因。舉一個并不恰當的例子，上世紀90年代東西德合并是一個重大的經濟事件和政治事件，西德人在歡呼接納東德人后很快意識到他們要付出巨大的財政收入以填補東德人生活水平的落差，西德人暗中抱怨的話不在少數，但極少聽到有罵對方為蝗蟲之類的攻擊性語言。港人憤怒之深層根源或許還在身份認同、政治認同與合法性認同上。“實際地講，觀念可能就是現實。”英國政治學者安德魯·海伍德說。

　　香港情緒的平息需要時間。但眼下香港需要警惕的是跌入由憤怒編織的“身份與暴力”的漩渦之中。水貨客要打擊，但水貨客是否等同于內地人？內地人是否又等同于中國？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圍攻內地游客和重新舉起殖民地大旗，是否陷入了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所言的以單一符號給人群貼標簽的幻象之中呢？香港活力之源在開放與自由。香港與內地的良好互動是中華民族逃過歷次劫難、走出改革開放大局的有利因素。香港如何處理好自主與開放的邊界，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與比較優勢，是情緒與憤怒過后必須細細思考的命題。

　　內地同樣在發生變化。上海自貿區建立，亞馬遜網購美貨將直郵內地，大量海淘網站和渠道的建立，內地政府對食品藥品質量監控加大力度，對網絡假貨和跨國高新企業和汽車制造商的反壟斷處罰，都讓內地的消費市場發生根深蒂固的變化。中國大約有3.1億人口的人均GDP超過7000美元，這樣的人口總量超過了美國，隨著中產階級進一步壯大和成長，他們的消費結構與消費需求必然發生質的提升，長遠看香港水貨客的生意不會太好。

　　寫作此文時，我問太太，你現在還讓去香港旅游的同事們代購嗎？她說，很少了，“一般的東西可以在網上買，奢侈品直接去國外買了，為什么還要去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