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霑

 

　　最近，特區政府發表了2015年施政報告，題為「重法治、掌機遇、作抉擇」，并在香港青年發展方面加以著墨，使青年能夠得到更多機會擴闊視野，加深對世情（如：進一步推動聯合國和本地志願團體辦青年實習與交流）、國情的了解和歸屬感（如：讓600所中小學與內地學校締結姊妹聯盟、更新中西史課程），培養正面價值觀和協助實現夢想（如：設3億青年發展基金），紓減青年對未來之憂慮（如逐步推展4大青年宿舍項目）等等。

 

　　政府用於青年的投入「有增無減」，鼓勵青年「多走多看」，本應受稱許，但似乎仍未能聚焦回歸17年以來青年深層次問題的本質：傳統青年政策未能滿足在互聯網環境和港人「治」港的信念下，青年對社會權力的擴張意欲和對資源再分配、生活自主性的追求。這大概可反映在涉及法治民主議題上，青年往往自我解釋和演繹基本法。還有，在經濟長遠發展和重大民生議題上，他們往往傾向保守反對。

 

　　筆者認為，不少青年是「經濟現實」，但「政治做夢」。與其說不夠沉實，倒不如說是他們全盤接受了英美以個人主義為本的自由主義，期望「多權利少義務」。在這特殊氛圍下，特區政府期望以「掌機遇、作抉擇」緩解青年問題，引導青年「經濟做夢」而「政治妥協」，無異於緣木求魚。究其因，可說是香港青年欠缺「理性妥協」的思維，和遺傳於中華民族「無恒產者無恒心」、安土重遷的社會習性（這不同於西方的海洋思維，鼓吹向外擴展）。

 

　　再者，對於恒心未夠的廣大中華青年而言，不少「人生機遇」或「交流體驗」，或遠不及「恒產」般實在，或在「政治上當小老闆」這般過癮。

 

　　香港青年多不欠理想和表達能力，所欠的是理解和忍耐；而沒有理想和表達能力的青年，他們多數是社會的真正弱勢，在「資本主導」的社會上根本很難爬升社會階梯。故此，當反社會強勢青年在網絡上領導了真正弱勢青年，往往造成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化思潮。

 

　　對於有理想和表達能力的青年而言，他們或期望一個更為人性化的政府，以滿足他們「經濟現實、政治做夢」的需要。這帶給特區政府的難題是：究竟是讓權於青年，還政於青年，還是還富於青年？對於政府而言，青年政治資歷淺但具創意，本應在某些決策(如青年決策)上，好好吸納和培養。奈何在青年決策層面上，既沒有較高層次的青年議席，而且持份者往往被視為不接地氣，造成不少青年認為，他們的未來是「老年人」、「外行人」所代理，他們的創意是由較保守的人論斷。

 

　　當然，我們不能通盤抹殺政治資歷深的人士對青年事務的貢獻，然而在「互聯網思維」的時代，若政府仍運用「工業思維」論資排輩，采納較單元意見，似乎在青年事務上，只會跟新世代青年受眾愈行愈遠。

 

　　對於沒有理想和表達能力的青年而言，他們是社會上的真正弱勢。在本質上，這群青年不會有興趣參與任何決策。究其反社會原因，不外乎三大原因：環境條件反射(如：看見水貨客影響自己生活深感不滿，故作出激烈甚至犯法行為)，生活圈子封閉易受網絡資訊煽動，及無安身立命之所，發展人生。

 

　　他們或期望一個更服務型和更福利化的政府，以滿足他們「生活低成本、思想言論自由」的需要。這帶給特區政府的難題是：是增派青年福利(衣食住行)，豐富青年公共生活，還是提升他們的技能？對於政府而言，真正弱勢青年智謀少但上網時間多，本應在某些公關宣傳上，好好導引和關心他們，并在青年決策層面上，透過不同渠道掌握民情脈搏。奈何在不少青年決策上，既沒有系統地在網上把他們的意見歸納分類，而且在不同諮詢機構內，他們的意向往往被菁英騎劫，影響了他們對青年政策的「認受性」和「社會觀感」。青年去法治化問題

 

　　自香港回歸后，特區政府在多個媒體大力推廣基本法，然而，基本法以及「一國兩制」普及性依然有限，法治精神未能融入生活中。就非法「占領」行動而言，部分參與者對基本法理解和「一國兩制」內涵明顯存在誤差。

 

　　誠然，每一代港人面對民主法治，對守志惜法所抱持的感覺(即「守護民主法治的行為態度」)都會有所不同。在港英殖民管治時代，獅子山下的普羅大眾根本上難以參政議政，由於港人沒有當家作主的土壤，青年守志惜法，是為了立足社會，在社會流動階梯上逐步爬升，進而達致人生四大目標，包括「屋子」、「車子」、「妻子」與「兒子」。然而在回歸以后，在中央政府莊嚴承諾和高度支持下，青年雖得到史無前例的港人治港機遇，但政治現實和社會流動階梯障礙，導致部分青年出現反社會人格。他們或誤以為，基本法是出賣港人的《南京條約》，是上一代港人(現在是權貴)、中央政府與港英的損港政治交易。故此部分人不服基本法當中的條文，包括相關公民權利義務和政治操作，不惜違法以達心目中關公的「草莽之義」(註：在旺占區曾起了一座關廟)，挑戰「一國兩制」的法源和基本法權威。

 

　　其次，不同於獅子山下時代，網絡化時代的青年較容易找到朋輩共鳴，而由於激進青年愛上網的關系，他們比建制青年容易得到網絡小圈子熱烈支持。故此不少青年在考慮應否采取激進違法行為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反而比以往低。當他們選擇惜志守法還是民主抗命的時候，朋輩更起了推波助瀾之作用。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宜順應天時(網絡時代)和地利(香港作為資訊樞紐中心)，借助科技的力量，構建「數字智慧城市」和「更透明政府」，提供優質人性化公共服務，增加對青年的回應能力，從而建立青年對社會的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