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興杰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是資本和知識增加，進步參照系應為縱向而非橫向，中國制造才走過二十多年，沒必要因為赴日搶購馬桶蓋，就給中國制造蓋棺定論。

　　不久前，財經作家吳曉波寫了篇文章，《去日本買只馬桶蓋》，談中國有錢人在日本大采購，買的不是奢侈品，而是電飯煲、吹風機一類小商品，一時引發廣泛熱議。

　　當浩浩蕩蕩的中國游客奔向日本商場，只為搶購電飯煲，甚至馬桶蓋時，正如人民日報日前的《馬桶蓋的潛力》評論所言，中國制造被馬桶蓋擊中了“痛點”。

　　赴日搶購的這股熱潮，是否意味著，在日本面前，中國制造已經敗了？

　　馬桶蓋技術究竟哪家強

　　中國號稱世界工廠有些年頭，這些小東西從來只有我們往外賣，哪有跑到別國往回買的事。當然，他們買的也不是普通小商品，都是很精致的高科技產品。比如電飯煲煮的米飯不會黏糊，電吹風吹頭發格外蓬松，等等。

　　前幾年，我在福建一家大型衛浴潔具企業工作，對馬桶一類產品比較熟悉。很湊巧，文章提到馬桶蓋“抗菌、可沖洗和座圈瞬間加熱”功能，當時我所在企業正在研發，產品已到檢驗和展示階段。說日本企業技術封鎖，在這行業基本做不到。我所在企業和日本TOTO（衛浴行業的世界龍頭）有合作，經常派高管和技術人員去學習交流。這些國際大品牌通常都有貼牌代工企業，合作非常緊密，談不上什么技術封鎖。況且小商品的技術含量不高，中國企業通常都能學。

　　那么，為什么中國人跑到日本才能買到這種產品呢？吳曉波的文章發出之后沒幾天，一位中國行業人士發表公開信辨冤。他說吳曉波贊美的這款日本產品，中國已經有了，只是由于知名度不高，中國人很少使用，這才湮沒無聞。

　　日本人很早就使用智能馬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開始），市場基礎好，技術成熟，中國人是最近十幾年才開始接受，市場還未發育，工藝和技術尚未精熟，價格偏貴。中國有錢人跑到日本采購，其實是好事，但要想說明中國制造陷入“前所未見的痛苦和彷徨”，恐是言過其實，故作驚人之語。

　　誰讓我們被山寨國貨包圍

　　實際上，由馬桶引出的中國制造業之憂，還可以向上追溯。

　　中國制造自上世紀90年代崛起，民眾享受其福利同時，一個悲觀聲音也流行起來。悲觀派認為，中國制造不是粗制濫造的山寨貨，就是依靠剝削廉價勞動力的初級品。后來中國制造升級，國際口碑開始從“價廉”轉向“物美”，批評聲音轉向“透支環境和未來”。最近幾年的指責則變成了“不精致”“缺乏工匠精神”。姑且認為這些批評都是出自拳拳善意，所見的都是事實，可惜他們所見并不全面，原因分析也不到位。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是資本和知識增加，進步參照系應為縱向而非橫向，先滿足最基本迫切的需求，才會顧及高層次。這不是心靈雞湯式的說法，而是有堅實的經濟學理論基礎。當一國民眾生產能力還很低下，他的消費需求就停留在低級層次。

　　在山寨貨的生產中，福建莆田生產的高仿運動鞋已成為“正宗的假貨”的代表，莆田幫的口頭禪，就是“讓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如圖，仿真制鞋已成為當地的一個支柱性產業。

　　并不是說窮人只需要自行車，不需要寶馬，而是說窮人還沒有相應生產能力。他得節衣縮食發展自己的生產能力，這就需要資本積累或引進外資。中國改革開放更多走的是后一條道路。資本要想在一片近乎荒漠的土地迅速地滾雪球，必得控制成本，以期被廣大民眾接受。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假貨橫行，很多假貨未必是假，只是質量低劣——那有什么辦法呢？高質量的產品價格高昂，銷量有限，民眾既不歡迎，資本收益率也太低。其實那時期的很多正品真貨用今天標準看，也和偽劣產品差不多。經濟發展就是這樣，只靠善良的許愿是無法達成堅實的進步。

　　把目光放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貧富層次多樣的市場，你就能理解中國制造的現狀。為什么粗制濫造的山寨貨仍大有市場，加工一件產品賺幾毛錢的產業還能存在，很多制造企業要加班加點地生產搶市場。雖然看起來毫不光鮮，他們都極大改善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至于它們何時脫胎換骨，與發達國家的企業一爭高低，則應該看市場競爭。

　　中國誕生偉大企業只是時間問題

　　2014年中國裝備制造業產值超過20萬億美元，占世界總量三分之一。裝備制造業號稱“生產機器的制造業”，一直是制造業整體實力的體現。

　　過去多年，中國無論是鋼鐵、水泥、銅礦、化肥等原材料產量，還是電腦、手機、空調等制成品產量，普遍占到世界產量的一半乃至更高。這個水平只有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曾經達到。

　　中國制造為何稱雄世界？政策放寬，企業家和工人勤奮工作，這些都是原因。還有一個很少人提的條件：中國人口眾多，分工細密，市場廣大。我國擁有39個工業大類，525個小類，是世界上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

　　一個統一龐大的市場，使得幾乎所有人都能找到合作機會。沿海地區有大量“陶瓷鎮”“印染村”“制鞋城”，中國幾乎所有縣城都會打出特產名片。經過長期協作，中國經濟形成高度的規模化分工，產業集群的效益就是成本降低。這是很多小國無法企及的優勢。

　　這也是近年中國工人工資領先越南、菲律賓等國，企業家卻不愿搬遷的原因。因為中國的基礎設施、工人熟練程度、企業之間的協作已高度成熟，成本反而更低。這是市場長期發育的結果，也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最寶貴的動力。

　　在這優勢基礎上誕生偉大的企業，只是時間的事情。現在中國的互聯網和手機產業，無論從規模還是質量，都居世界前列，一批世界級的企業正在涌現。它們根基的土壤是發達的制造業，經驗豐富的管理者，熟練的勞動力，它們之間本身又在激烈地競爭。這樣的企業環境何愁不出好產品，有什么可悲觀呢？

　　中國制造，風物長宜放眼量。

　　人口問題，中國制造的真正瓶頸

　　19世紀初期，英國人要求出口到大英帝國屬地的德國產品必須貼上Made in Germany標簽。當時德國貨還是粗制濫造的代名詞。到19世紀末的時候，德國企業的技術能力和產品質量已不亞于英國人，Made in Germany成了技術精良，物美價廉代名詞。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日本人身上。20世紀60年代日本車進入美國市場，也被認為做工不精，排量太小，無法與美國豪華霸氣的大車型相比。后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日本車橫掃美國市場。中國制造才走過二十多年，沒必要因為赴日搶購馬桶蓋，就給中國制造蓋棺定論。

　　要說中國制造的真正隱憂，倒不是“產品質量差”“做工不精”“沒有創新精神”這些虛頭八腦的指責，而是反市場的錯誤政策。這些政策借關懷之名，幫助企業家決策，實質卻是反市場的退路。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騰籠換鳥”政策。

　　整齊劃一的流水線，已成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一個縮影，但這類產業在經濟轉型升級中往往被視作沒有技術含量，位于國際分工鏈的價值底部。

　　“騰籠換鳥”政策的理由是，沿海發達地帶還有很多落后產業。他們從事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處在國際分工鏈的價值底部，已經沒什么前途。一些高消耗高投入的企業，產出效率太低，污染嚴重，應該把他們轉移到內陸地區。

　　所謂“雙轉移”就是產業和勞動力轉移，當然其中還要消滅一些粗放低效的企業。政府下了很大決心，想把舊產業遷出去，新產業請進來，結果人困馬乏。很多企業根本遷不走，徒然受官員一番騷擾；那些遷出去的企業，水土不服，分工協作變得困難，難以為繼。新興產業沒有建起來，舊企業飽受摧殘。

　　當然，更大隱憂是人口結構深刻的變化。中國是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很多地區還未脫貧，人口就已凋敝，很多產業機會就此消失了。以中國之大，人口之眾，只要政策適宜，有機會稱雄世界的產業會有很多。然而，現行人口政策已成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