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本文為FT中文網專欄作家陸一撰寫的“還原327”系列文章第九篇。

　　2月23日午后，剛剛送走“求見”的管金生，尉文淵就接到了中國證監會[微博]期貨部主任耿亮的電話。電話中耿亮表示想馬上拜訪尉文淵，后者欣然同意。

　　耿亮此次來訪的目的，就是通報國務院已經明確國債期貨市場歸證監會監管，同時就準備以證監會和財政部名義共同發布的《國債期貨交易管理暫行辦法》，最后聽取上交所[微博]的意見。當時上交所占整個期貨市場交易量的80%以上，所以證監會官員預先來跟尉文淵溝通。對此，尉文淵表示沒有問題，上交所將全力支持，況且他們也在等這個文件發布。

　　其實，耿亮所說的這個文件，早在1994年就由財政部國債司牽頭擬定了。為此，財政部國債司和上交所已經協商多次。在尉文淵看來，這個辦法幾乎是上交所和財政部一起起草的。

　　尉文淵多年后回顧這段歷史說道：“我們一直希望通過財政部出面搞一個《國債期貨管理辦法》，一個統一的全國標準。因為從1994年下半年開始，繼上海證券交易所[微博]后，深圳證券交易所[微博]、武漢、天津證券交易中心也開辦國債期貨交易，除此之外，北京商品交易所等10家期貨交易所也陸續開設了國債期貨交易，致使全國在短時期內突然有14個交易場所相繼推出了國債期貨交易。各交易場所之間只顧競爭，一味追求市場規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風險監控，保證金管理、持倉限額等監控措施形同虛設。”

　　“由于在國債期貨市場占有80%的份額，對于1994年下半年新出現的諸多問題，上交所一直想要采取措施，卻因為許多問題都牽涉到全國多家市場的統一監管問題，所以遲遲無法下手。尤其是在起草《辦法》的過程中，對于市場發展中間出現的一些需要我們嚴格管制的問題，就是因為各地的競爭又迫使我們產生了猶豫。因為我們想在《辦法》出臺后，通過財政部的手來對市場存在的問題管制。所以在那段時間里，我們就只能等待中央統一精神，省得再變。就是由于這內外多種原因，造成1994年底到1995年初上交所在國債期貨監管的調整上不是很及時。”

　　始料不及的是，如果沒有搞《辦法》也就罷了。財政部國債司一直都是國債和國債期貨實際上的最高監管機構。可1993年11月國務院明確將期貨市場的監管權，交給了國務院證券委及其執行機構證監會。盡管當時這種安排，只是針對充滿亂象的商品期貨市場，及對此的治理整頓而作出的組織機構調整，但因此也就帶來一個模糊不清的問題——國債期貨市場究竟該由哪個部門監管？

　　在1992年10月成立后，證監會注意力全在應對“8·10事件”后股票發行制度改革上，且沉浸在1993年額度制引發的上市公司新股發行高潮和初次嘗試審批權的快感中；同時面對市場因新股大量發行而造成的下跌，也讓證監會自顧不暇。因此，時任證監會主席劉鴻儒多年后回憶道：“我在任期間，忙于股票市場，沒有力量研究債券市場”。

　　直到1993年11月，國務院明確期貨市場由證監會監管，這是證監會成立后第一次把部門權利范圍擴大到股票市場之外。而那時候上交所的國債期貨市場已經漸成氣候，此后全國各地漸次開辦國債期貨的十幾個市場，其實誰都沒有去征得證監會的批準。

　　在這種中央監管權力既明確又不明確的過渡階段，新的部門要插手、原有的部門并不愿意放棄部門所屬的權利范圍。如果一切按部就班，可能證監會就只能一直等待國務院的明確。

　　但恰恰因為財政部開始搞《國債期貨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并上報國務院，部門權利劃分的扯皮就開始了：國債期貨市場到底歸屬財政部主管還是證監會主管？兩個部門都有自己的理由。而這個問題不解決，《辦法》就出不來，結果，變成了證監會和財政部兩家在打官司，需要國務院、甚至國務院總理出面定奪。這一拖就是大半年，從1994年5、6月一直拖到1995年2月。

　　這次證監會期貨部正副主任耿亮和姚剛，來上交所與尉文淵見面，主要內容是通報國務院業已明確國債期貨市場由證監會為主監管，同時就《國債期貨交易管理暫行辦法》聽取上交所的意見。

　　在和耿亮與姚鋼的會面中，尉文淵向兩位證監會領導匯報了上海國債期貨市場的概況、作用，同時也向他們提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市場管理的建議。

　　特別針對1994年下半年以來市場發展過快的問題，尉文淵指出：目前，全國期貨市場發展很快，從某種程度上看，不利于期貨市場的試點和管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除上海證券交易所[微博]、深圳證券交易所[微博]外，還有近十家商品交易也開辦國債期貨。這與國務院有關商品交易所不能開辦金融期貨的精神有悖。從上海的市場發展要求出發，我們將堅決貫徹國務院有關文件精神，禁止商品交易所開辦金融期貨。90年代初在全國開辦股票交易的試點僅兩個交易所，而國債期貨一哄而上，極易助長盲目發展之勢。商品交易所開辦國債期貨的另一問題還表現在增加了市場潛在風險，容忍了過度投機。由于商品交易所并無國債現貨業務，更無國債庫存。一旦面臨大量交割，市場風險便可能充分暴露。因此，期貨市場的發展不應該脫離現貨市場。問題還在于許多交易所在期貨合約最后交收結算時采用現金支付的方式，而不采用國債實物券支付。從現階段來看，這種交割結算制度極大地容忍了市場過度投機。因為國債期貨的作用在于套期保值和價格發現，一旦采用現金交收，則與國債現貨完全割斷了聯系，即純粹賭價格的漲落了。對此，應采取措施制止。

　　闡明了上述問題，尉文淵建議國家主管部門應加強對國債期貨市場的管理。第一，加強市場調研，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市場發展的政策。第二，嚴格限制各商品交易所開辦國債期貨。第三，強調國債現貨市場與國債期貨的配合，取消現金交收制度。第四，加強風險管理，對持倉余額、保證金監控、保證金比率等措施提出指導性意見。

　　其實，多年后回頭看，尉文淵當時匯報的這些情況，特別是“貫徹國務院有關文件精神，禁止商品交易所開辦金融期貨”的分析，以及“嚴格限制各商品交易所開辦國債期貨”的建議，針對的其實就是在國債期貨上和上交所存在激烈競爭關系的北京商品交易所等商品期貨交易所。他寄望于證監會在日后的監管中，有助于上交所在市場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

　　那天下午，尉文淵和證監會兩位領導一直談了將近兩個小時，直到下午4點10分，結束會談后尉文淵對耿亮說：“既然國務院已經決定國債期貨由證監會監管，要不我帶你們下去看看，實地感受一下現場氣氛？”

　　于是他就引領兩位領導來到第一交易大廳，沒想到的是居然就在此時，萬國證券天量的違規空單就涌進了上交所的交易系統……

　　這是要讓剛剛接手國債期貨監管權的證監會領導見識一下什么叫市場的癲狂？還是想考驗一下領導們現場的應急領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