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塘區議員、城市智庫召集人 洪錦鉉

　　習近平主席於2014年12月提出「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近日，《人民日報》首次定義「四個全面」，表明這是中央治國理念的總綱領。

　　中央治國理念總綱領

　　新中國建立以來，「發展」都是國家大戰略的主要目標。無論是「四個現代化」，還是「摸着石頭過河」、「代表先進生產力」、「科學發展觀」，都是一步一步為人民生活謀福的思想。習主席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據評論員分析，關鍵在於「全面」：在質量上超越「唯GDP」主義，注重文化、環境、法律、可持續發展;在地域上顧及廣袤國土上的無數農村、小鎮，突破城鄉二元劃分，使農村加快進入現代化，讓農民過上幸福生活。

　　這是建國以來的「發展觀」的當然延伸。建國初期百廢待立，冷戰對壘，抗戰剛剛艱苦勝利，中國首要面對生存問題。當自立自足的工業體系建立、初步確保生存以后，就得改善生存條件，也就是「生活」，這才帶來改革開放，激發民間經濟活力。之后各個時代，都在這個基礎之上承先啟后。

　　筆者感到，「全面小康」如果放在建國60多年的脈絡來看，可以看出前后一貫的發展邏輯：發展須有先后和緩急，不可一蹴而就，但也不可偏廢，否則難以化解社會矛盾。故習主席把「全面小康」定為「實現中國夢的關鍵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則是保障「全面小康」的路線。過往的發展偏重和忽略了某些方面，存在制度上的原因;偏重的社會發展反過來又僵化制度，造成人治成風、以權壓法、藐視法治的局面，更損害了當局政治威信，蠶食國際形象。

　　如果不把這些現象革除，重建法治之風，就難以順利建設「全面小康」。較早前，國家已經確認了「依法治國」，這次嵌入「四個全面」，更在於突出法治社會對於建設「全面小康」、實現中國夢的必要性。筆者從中體會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固然是為政者的首要目標，但如果空談經濟，無視社會弊病，有時只會事倍功半，甚至是緣木求魚。實際上，為政者的具體工作，正正就是政治理論和政治建設，營造合適環境，促進社會生產力，維護社會的公平。

　　至於「全面從嚴治黨」，則被評為「點睛之筆」。香港很多人認為，這就是「法治、反貪」的意思，但實際上更加深遠。在幾十年來的社會發展大潮中，利益、思想矛盾叢生，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性需要一再重申，凝聚社會。為了這個目的，當政者首先重申了憲法所訂定的社會主義路線，提出中國夢，形成共識，立規矩以成方圓;然后就是净化執政黨的自身，使黨員之間、黨與民眾之間統一目標，把不利社會主義、不利民族復興的黨內因素排除。用通俗的說法，就是團結一致。

　　成事的因素往往在於執行。筆者以為，「全面從嚴治黨」體現了「從自身出發，打鐵還須自身硬」的道理，從執政黨內部做起，團結民眾、領導國家發展。

　　對港有指導意義

　　由此可見，「四個全面」是環環相扣的，總括了當前國家發展的重要焦點。具體到香港，雖然存在「一國兩制」的環境，但也可以從中得出重要的指導意義。

　　正如上述提到「全面小康」的重點是「全面」，香港雖然已經是發達社會，但貧窮不均嚴重，堅尼系數高企(顯著高於內地)，也就談不上「全面」。

　　在目前的國家發展綱領之下，香港當政者應該把香港的「全面發展」作為首要目標，具體項目無疑是土地、房屋、就業、醫療。另外，「全面」二字也提醒我們，香港經濟不能孤立，全國俱是一體。香港的經濟模式除了金融和旅游之外，其他方面比較欠缺與內地配套合作，使發展空間受限，趨於單一化。從各個方面來看，香港經濟民生不能永遠蕭規曹隨，改革和探索是時代的要求。

　　而「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在香港的意義更大。香港的政治制度、代議制度、政黨運作是否能夠迎接經濟的改革?能否有效代表社會各界的聲音?有論者認為，香港堅尼系數如此之高，又連年「蟬聯」最自由經濟體之類的頭銜，無疑反映制度之內的缺陷。應否有所改變、怎樣改變、改變是否有效……都是需要各方討論和凝聚共識的問題。香港目前的政改討論，就是重要的一步。可惜，因為反對派人士鼓動違法行為，破壞了討論空間，又死抱不利國家復興的政治教條，引起外國干預，使香港自身的改革一時無法深化。

　　從香港的情况已可見到，社會團結愛國的重要性，如果社會各方的根本利益和立場互相對立，就沒有討論的餘地，只有不休的對抗。內地的政治由黨帶動，所以要「治黨」，而香港則在於政治團體、媒體、以及公務員體系。在這些領域如何舉起愛國愛港的旗幟，將是香港的一個關口。近日《亞洲周刊》提出「中港二字早該禁了」，說明社會各界對於民族國家立場并不敏感。這是可以理解的，香港長期是一個國際商業城市，不理政治;可是，一些政治的底線一旦弃守，只會換來層出不窮的亂象。中港二字難損兩地關系分毫，反映的只是包括政府機構在內的社會意識。由此可見，在凝聚社會、建立民族共同立場方面，還是任重道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