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並不自由 北京上海逐漸呈現“香港化”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在兩會期間與中央商討適當收緊自由行政策，控制內地旅客增長。在此之前，因不滿大陸水貨客影響香港民生，數百香港市民發起“光複屯門”的遊行活動，期間與大陸遊客對罵，並演變成警民沖突。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對該現象提出了獨到見解，他認為，本地居民的階層不流動在香港作為中心城市，源源不斷的吸引外地的“高帥富”來港，外來人才攜比本地人更勤勞的態度、更有優勢的財富和相對優秀的才華，造成外來者居上的現象。再加上CEPA啟動以來，外來遊客漸多，外地人擠占香港的購物、生活的空間、抬升了他們的生活成本，這必然會出現本地居民與外來居民、遊客之間的沖突。
陸港(指內地與香港，以下同)兩地在“自由行”對香港的影響上的看法，也出現較大的分歧。內地有人認為，自由行是香港在2003年以來經濟繁榮的重要助力，沒有自由行，香港的經濟增長、就業、居民收入都會有很大的滑落。而香港則有觀點反駁，自由行可能對經濟增長有貢獻，但對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長是微乎其微，對正常生活的影響卻是實實在在。
本文不想就陸港沖突、自由行的利弊等具體問題展開討論，而是想談一談香港的經濟結構，這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上述問題。
香港經濟以“自由”著稱，其奉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政府對經濟運行施行自由放任政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視香港為自由放任經濟典范，其一生中多次把香港作為自由放任經濟體的代表。
香港的商業規制政策精簡、政府廉潔高效且有高透明度、法制健全、產權保護良好、簡單低稅制及貨幣穩定等因素，加上香港擁有勞動力素質較高，大部分經濟學家均認為香港是市場經濟中的佼佼者。
香港的另一面則是其出色的經濟表現，香港的人均GDP高達37,955美元(國際彙率，2013年)，與日本相當，是中國大陸的5倍多，是美國的7成。從人類發展指數來衡量，香港居全球第15名，是極高人類發展指數。從預期壽命來看，居世界第4名，僅比第一名日本少0.8年。自196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贏得“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聲譽後，香港經濟體在大中華地區的地位一直舉足輕重，1993年，香港境內GDP高達中國內地全境的四分之一。弗裏德曼認為香港的成功更多是因為更多依靠私有企業和自由市場。
香港無疑是光鮮靚麗的，但現在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覺得香港很好。近些年香港呈現的諸多現象越來越撕裂香港社會，不僅造成陸港沖突，也是占中、要求真普選的時代背景。這些現象及趨勢，我將其命名為“香港化”，香港化不僅僅是香港一城一地的現象，內地的北京、上海等地也漸次呈現香港化的很多特征。
香港化的表現
何為香港化?直觀看來，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房價高、物價高、生活成本高;第二，收入差距大、社會資本差距大、階層流動難;第三，本地與外地居民沖突明顯。同時，房價高也是其它所有問題的主因。
香港樓價數十年來都保持著較高水平。據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統計，港島套內160平方米以上的房型，單位房價超過25萬港幣，這意味著每套E型住宅至少需要4000萬港幣。即使在房價水平最低的新界買一套40平方米的小戶型住宅，也需要332萬港幣，2013年香港全行業工資中位數是14100港幣(香港政府統計處統計)，相當於其19.6年的收入。
住宅和各類商用樓房作為城市的基礎設施，其價格高低，直接決定著城市的生活成本。有戲言，“香港的一盤菜中一半是房租”。首先其沖的當然是房租，自1986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租金的變動幅度與房價基本同步。自2003年房價保持上漲以來，2013年的租金相較2003年已經上漲了一倍有餘，而2013年較2004年初的全行業工資指數，不過上漲了34%。從支出結構來看，每月總支出中，用於房租(或等價於租金)及差餉、地租需要6,418港幣，占月總支出的29.7%(2010年)。
作為發達地區，香港人均收入水平高，但物價水平更高，生活負擔極重。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二零零九至一零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僅食物和住屋兩項，就占據了香港居民總支出的56.8%，算上水電煤等剛性家庭支出，共計60%。一個家庭在吃住之外可以騰挪的空間很小。
以恩格爾系數(食物支出占居民總支出的比重)來衡量，倫敦、紐約、東京等國際一線中心城市，恩格爾系數一般低於20%，像2003年時，紐約、巴黎、東京等地分別為14%、16%和19%。而香港2000年、2005年和2010年這一數據分別為25.7%、25.8%和27.1%(政府統計處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不僅遠高於上述與香港齊名的國際中心城市，還處於連年增長的狀態。
生活成本高，抬升了城市的居住門檻。如果居民收入高，也就罷了，但香港是一個撕裂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極大，其基尼系數為0.54(2011年)，在美國CIA的World Factbook中排第12名，而全球排名中的前20名，無一發達經濟體。2009年，香港本地家庭的收入中位數是每月1.75萬港幣，收入少於1萬港幣的家庭總數，占全港28.8%，收入少於2.5萬元的家庭占全港總家庭戶數的三分之二。與此同時，富裕家庭的數目也在不斷的增長，月入10萬元或以上的家庭從2000年的2.1%上升到2.9%。此即所謂M型社會，兩頭大，中間小。
香港是一個市場經濟導向的地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大向來不是問題。香港在商業競爭中，強調個人努力，在競爭中出頭是主流價值觀。1997年以前，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創業故事是一直是激勵年輕人努力向上流動的勵志故事，1990年代TVB拍制的影視劇中，大量的情節都是窮小子如何出人頭地。
但近十年，情況發生了改變，成功創業的人士比以往少，創業的環境越來越困難，小企業受大企業擠壓的態勢也越來越明顯。這是因為現在的企業結構呈現兩極分化，以地產商為代表的壟斷企業觸手遍及全港，涵蓋了絕大多數的地產、基礎公用事業、零售業，限於香港政府的不幹預政策，缺乏反壟斷手段，大企業很容易抑制中小企業的擴張與發展。
更重要的是，香港高房價致使現存不動產所有者具有先發優勢，巨大的房價收入比，使得多數青年無法不借助父母而獨立買房，有錢才能買房，房價跑贏收入，不斷攀升的房價產生的財富效應，進一步惡化了貧富差距，阻礙了階層流動。
本地居民的階層不流動在香港作為中心城市，源源不斷的吸引外地的“高帥富”來港，外來人才攜比本地人更勤勞的態度、更有優勢的財富和相對優秀的才華，造成外來者居上的現象。再加上CEPA啟動以來，外來遊客漸多，外地人擠占香港的購物、生活的空間、抬升了他們的生活成本，這必然會出現本地居民與外來居民、遊客之間的沖突。
為什么會香港化?
高房價當然是因為香港政府從來沒有管過房價，收入分配差距與財富差距較大，也因為香港沒有采用累進稅制和遺產稅。這些都指向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
弗裏德曼認為，盡管英國的經濟制度曾頗具社會主義色彩，但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卻實行了自由放任政策，這主要歸功於英國人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在主持財政司時，郭伯偉堅持低稅率、不幹預經濟，甚至拒絕收集經濟統計數據，擔心這會給政府官員以增加幹預的借口。這一“積極不幹預”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是個非常貧窮的小島，人均收入僅為英國的四分之一，盡管英國在同期也經曆了高速的增長，但到97香港回歸中國，香港的人均收入同英國基本持平。
很多人將香港今天的現狀歸結於自由放任政策，如單一低稅率保護了富人的利益，不幹預市場運行使得壟斷企業橫行、掠奪了普通人的利益等。這些說法看起來似乎是對的，但其實是似是而非。實際上，郭伯偉時代的香港確實是自由的，那時香港也並沒有出現“香港化”的趨勢。香港化是另有原因。
土地限量供應導致房價高
香港的土地可謂是寸土寸金，總面積僅1100平方公裏，略高於上海的1/6，略低於北京的1/15，但人口卻高達720萬，整體來看，香港人口密度很高，遠高於上海和北京。即使如此，香港還是有高達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林地、草地、荒地、濕地和灌叢，這些土地不做建設用地開發。城市建設用地僅占總面積的23.9%(2013年)，按此計算，人口密度高達2.74萬人/平方公裏。
問題是，香港政府對此毫無要糾正的跡象，從2000年到2013年，長達13年，香港住宅用地僅增加了9平方公裏，合900公頃，比2013年上海一年的住房用地供應還要少100公頃，平均每年僅增加70公頃，是上海一年的十四分之一。商業用地13年時間甚至僅增加了100公頃，年均7.7公頃。
寸土寸金的香港，把半數以上的土地不做開發，保持林草濕地狀態，如果認為這是保護生態，無疑是非常幼稚。而這些從本質上講，都可以歸結到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以此形成的既得利益群體沒有絲毫動力去放開土地供應，平抑房價。
就近三十年來看，香港房價周期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85年到1997年、1998年到2003年、2004年到現在，這三個時間段分別對應著三件事：
第一，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香港房價的崛起於《中英聯合聲明》，聲明列明英方於過渡期內(1984年-1997年)每年只可賣出50公頃土地，初衷是中國擔憂英國超售土地，使得未來香港無地可賣。這一政策客觀上限制了土地供給，成為香港房價長期上升的基礎，從1986年到1997年保持著年均23.08%的增速，其中1992年的增速超過42%。
第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來臨，香港成為金融危機的重災區。香港房價從1997年的曆史最高點迅速下跌，平均跌速為15.05%，1998年一年就跌掉31%，房價在2003年達到曆史最低點，較1997年跌去63.3%，可謂十分慘烈。
第三，新的土地批租制及CEPA啟動。2003年的香港，商品房市場慘淡，居民對住宅消費的信息低迷，這也使得開發商不敢拿地開發，政府手中的地也賣不出去。定期拍賣土地的政策受到嚴重的挑戰，流拍的不在少數。為此，港府在2002年推出了“救市九招”，包括停止供應土地、停止公共住宅建設(每年八萬五千套)、寬松貨幣等，並於2004年開始，采用“勾地”機制來維持地價。
隨後，陸港簽訂CEPA協議，啟動內地居民來港自由行，極大的擴展了香港住宅的需求，同時2003年起，也是內地居民收入與財富增長的黃金十年，大量的內地居民赴港置業。更稀缺的土地供應政策(供給少)和更龐大的購買人群(需求多)，成為最近十年香港樓市火爆的主要支撐點，年平均增速為15.69%，在2010年，房價回到1997年的曆史最高點，當年增速高達21.12%。到2013年，香港的平均房價已經高達12.6萬港幣/平方米。
政府是土地批租的受益人
事後我們來複盤，香港的土地制度毫無疑問題是香港高房價(以及因此衍生出來的高生活成本等)的必要條件。在地少人多的背景下，香港政府進一步約束土地供給，加劇了住宅及商業設施的供應不足。香港獨特的土地公有制，使得政府成為土地的擁有者，可以通過賣地來獲得收入，這個時候，政府成為土地市場的利益中人，很難獨立於房地產市場。這時的政府更在意的是每年獲得收入的穩定性，而不是房價的高與低及居民獲得房產的難度。
以2012-2013年度為例，香港一般性財政收入為3140億港幣，而在此之外的土地收入為862億，是一般性財政收入的27.5%。如此大的一筆收入，政府很難淡定的放任其地價的滑落直至土地流拍。香港一直以低稅率著稱，但土地作為生產要素，政府通過賣地，變相回收了公眾的收益。
當然，土地批租並不必然導致高房價，但土地限量供應造成稀缺，是房價上升的主因。《中英聯合聲明》中的50公頃限制是一個偶發的外生因素，以此肇始的土地市場緊缺，保證了地價長期上漲，到2002年時，盡管土地流拍，但香港政府並不急於一時，他寧可不賣地，也不讓地價跌的太利害。
土地稀缺如何影響經濟自由?
土地稀缺造成的房價高，原本只會影響地產市場。壟斷雖然會影響經濟效率，但隨著技術進步，總會有創新來沖擊壟斷企業的地位。如果香港是一個真正的自由放任的地區，顯然不用過多的擔心壟斷。
但土地的壟斷顯然是無法通過技術進步來改變。政府並不是香港唯一的大地主，新世界、新鴻基、恒基等地產商在1970年代後開始收集“換地權益書”和農地，作土地儲備，這些土地可以通過更改土地用途規劃進行住宅與商業用地開發，使得他們成為政府之外的地主。據原新鴻基創始人郭得勝的私人助理統計，截至2009年，僅新鴻基和恒基擁有的可供開發的農地就高達527.7公頃，相當於最近15年香港平均年供地數量的7倍。政府對土地供應的嚴格管制，使得土地價格居高不下，只要手裏有土地儲備，做房地產幾乎穩賺不賠。
問題來了。土地市場壟斷，使得幾大土地儲備的地產商有了的先天優勢。在自由放任、在其它領域不限制壟斷的經濟規制環境中，幾大家族企業(及其地產公司)攜土地的優勢，在住宅建設、商業開發與物業管理上獲利，之後運用財力收購其它資產，從公用事業開始，向衣食住行的行業滲透。香港因為面積小，即使餐飲這種競爭性強的行業，也容易形成壟斷。以李嘉誠、鄭裕彤、李兆基、郭氏三兄弟、吳光正及嘉道理為代表的幾大家族企業幾乎控制了全港最為重要的商業機構，包括香港唯有的兩家電力公司、水務公司、煤氣公司、兩家絕對壟斷的百貨公司以及各自為數眾多的上百家公司。一個普通人在香港的一天生活，很難避開與這幾個家族的公司打交道。
全香港的相當多數企業與個人充當的是為港府與家族企業打工的角色。能夠例外的只有金融業等少數幾個行業，涉及到雇員人數少、惠及人群少，與絕大多數香港人的生活是無關的。同時這些行業，是資本密集型、社會資本密集型，成功與否更多取決於先天因素。而其它行業，在外來人口不停止的情況下，資本侵蝕勞動力的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在金融機構工作的經理和專業人士收入比過去增加，但同樣職位在其它行業例如運輸、倉務、零售和貿易則多數收入倒退。較低薪技術、文職、服務業和非生產性工人，普遍薪金停滯和下降。持專上非學位及學位學曆的雇員，所得月收入的中位數已分別由1999年的1.6萬元及2.3萬元，下降至2009年的1.3萬元與2.22萬元，即10年內間物價上升，市民實際收入下降。
香港經濟並不自由
我們回過頭再來看弗裏德曼對香港的判斷。香港規制政策簡單、對經濟較少幹預，多數行業是自由放任經濟，只在土地等極少數行業實行嚴格管制。但這恰是一種最差的自由，在土地政策等關鍵性行業的嚴格管制，保證了大地產商的利益，在這一前提下，堅持自由放任政策意味著放任這些地產商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肆意向上下擴張，擠壓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加劇壟斷趨勢。這並非是自由放任的本意。
在基礎民生行業、公用事業和地產處於壟斷角色的幾大公司與家族，很容易對上下遊競爭性行業的企業和消費者榨取經濟租，是一種變相的汲取社會資源的渠道，保證他們壟斷的前提下，讓上下遊市場自由競爭，允許他們濫用優勢地位，以多元化、兼並上下遊企業，造成橫縱向一體化。這與中國內地的國網、石化、電信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區別?如何能算得上是“自由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