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安聯首席經濟顧問、奧巴馬政府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埃里安(Mohamed A. El-Erian)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單單依靠各國央行和金融市場，根本不足以解決全球經濟面臨的諸多難題，各國政府必須團結合作，采取全面對策，但迄今為止，他們的表現令人非常失望。

　　以下即埃里安的評論文章全文：

　　分歧正在日益成為我們這個世界的關鍵詞，無論在經濟表現、貨幣政策，還是在金融市場等方面都是如此。在股市波動、發達國家政府債券收益率前所未有的下滑，以及各種超大規模匯率變動的背后，都有著全球性分歧的影子。

　　哪怕到現在，這趨勢也沒有絲毫弱化的意思，相反還在向著已經很緊張的政治系統施加著與日俱增的壓力。

　　在全球層面有著系統性重要意義的經濟體可以劃分為四個類別。

　　第一個類別包括印度和美國這樣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正在全面復蘇，可以幫助他們克服金融不平衡。第二個類別的代言人是中國，他們正在實現軟著陸，雖然經濟增長速度比前些年有所降低，但依然足夠支持他們向著高收入和金融穩定性前進。

　　第三個類別包括巴西、若干歐元區成員國和日本，他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夠快，正面臨著停滯和衰退的威脅。第四個類別則是那些存在著重大經濟和金融變數的國家，比如希臘和俄羅斯，他們重獲增長和金融穩定的可能性當然也是存在的，但是更可能鬧出大亂子，使得歐洲乃至更廣闊的世界感受到強烈的沖擊波。

　　分歧固然是一種經濟和金融現象，但同時也是一種政治現象。要克服這問題，確保全球經濟獲得穩健的、金融層面足夠穩定的增長，就需要相關國家制定負責的政策，而且彼此合作。遺憾的是，至少迄今為止，各國的國內政治環境，以及整個國際政治環境都是一樣的混亂和糟糕，使得前面所說的那一切根本無法實現。

　　盡管如此，發達國家前所未有的貨幣政策——比如歐洲央行[微博]本月宣布的大規模資產采購計劃就是最新的例子——還是延緩了世界向著經濟表現不佳與政治混亂的惡性循環下滑的速度。只是，哪怕這種相對良好的勢頭，是否能夠持續下去也都大成問題，尤其是美國聯儲已經逐步放棄了這樣的政策，使得美國走上了一條與其他多數發達國家不同的道路。

　　與此同時，由于在調和全球經濟分歧當中，市場力量扮演了一個比以往都更為重要的角色，匯率也因此發生了更加富于戲劇性的變化。比如說，歐元對美元匯率下滑了25%，墨西哥比索匯率跌至創紀錄的低點，巴西里亞爾和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在一片混亂中貶值，而且這一清單還在越變越長。甚至哪怕韓國這種經濟相對健康的國家也在汲汲于貶值自己的貨幣，使得美國幾乎成為了唯一一個愿意承受貨幣重大升值的國家。

　　只是，單單靠著外匯市場，是不可能完成重振全球經濟增長，重塑全球經濟平衡的任務的。無論在國家層面、地區層面還是在全球層面，都必須有更好的政策站出來發揮作用，而這就要求政治本身必須得到改善。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愿旅行自己經濟管理職責的政治家實在是多到過分了。

　　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因為多數意見都一致認為，我們目前急需各種政策方面的反應：進行結構性改革以翻新增長引擎，重置總需求，消除過剩債務等。(更不必說，歐元區的歷史性集成計劃更需要努力完善其基礎。)問題在于執行力。

　　可是，看上去各國政府至少短期之內都難以改變機能紊亂的現實。在美國，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陷入了僵局。在歐洲，整個政治系統正因為民粹政黨的興起而受到動搖，后者許多都是靠著反歐洲的綱領獲得了支持。

　　在新興市場一端，巴西政府受困于層出不窮的貪腐丑聞。俄國領導人依然醉心于其破壞性的地區冒險計劃，全然不顧經濟遭受的災難性影響。

　　在前述大多數——如果不是所有的話——例子當中，我們都看到了一種廣泛存在的現象，或許可以稱之為“惰性統治”，即經濟學家布萊斯(Mark Blyth)所謂的那種“不能、不想或不應該”的心態阻止了有效的經濟政策的制定。

　　這種政策上的惰性使得增長難以再度加速，也延緩了就業機會的創造，而要拋棄它卻非常困難。考慮到這些政府要改弦更張，擁抱一種新政策是極為困難的(因為這會對他們自己造成損害)，外部壓力必然會日益累積。在一個民主政體之內，這往往就會導致傳統政黨分裂，新興政黨勢力大張，這些新興勢力有的可能會提出合理的選擇，而另外一些恐怕只是在利用和助長恐懼與偏見。

　　全球經濟正處于一個至關重要的時間節點。到底該如何才能避免又一次失掉增長機會，避免不充分就業，避免金融動蕩，避免不平衡加劇？就此，其實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已經達成了共識。

　　單單靠著央行和市場，是不可能有序完成全球再平衡任務的。不管多困難，政治家們都必須做出全面性的反應。他們拖延得越久，將來的政策效力就會受到越大的削弱。伴隨糟糕的政治局面持續打壓經濟，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將持續受到侵蝕，造成一系列嚴重的潛在后果，不但將破壞政治系統，還將破壞其管理的全球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