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張斌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一般而言，提升國際競爭力，除了提高生產率，還可以降低工資或者貨幣貶值。給定生產率，更低的工資或者更便宜的貨幣，帶來更低的出口品價格和進口替代品價格，提升本國產品對外國產品的競爭力。

　　如果有經濟學家建議降低工資，這樣的經濟學家會成為異類。但是如果經濟學家建議讓貨幣貶值，也許會贏得不少贊許眼光。最近持此建議的經濟學家不少，中國也是如此。

　　為什么降低工資遭受痛恨，而貨幣貶值卻受偏愛？首先，這并不表示匯率比工資更能刺激國際競爭力。從中國過去十多年的情況來看，農民工收入從1000多元漲到3000到4000元不等，人民幣匯率(兌美元的雙邊匯率或者人民幣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加權匯率)升值不過30%-40%。浙江大學茅銳和我關于中國出口份額的研究表明，勞動力成本上漲，而非貨幣升值，是中國出口市場份額增速趨勢性下降的主要原因。

　　貨幣貶值更受青睞，主要的原因是貨幣貶值比降低工資帶來的購買力損失更隱蔽。同樣是購買力損失，貨幣貶值是一場蒙上眼睛的盜竊，而降低工資是面對面的搶劫。貨幣貶值讓本國貨幣購買力受損，究竟每個人從貨幣貶值中承受了多大損失？這個很難算清楚，那怕受到損失也未必把帳算到貨幣貶值。降低工資帶來的損失，每個人都一清二楚。

　　當遭遇經濟困難的時候，貨幣貶值相比降低工資是更有人情味的選擇。想想歐元區，如果貨幣能夠大幅貶值，重債國家的就業市場壓力和政治博弈的困難要小很多。希臘在加入歐元區以前，也遇到過債務纏身和經濟困難的時候，接下來是貨幣大幅貶值和政府下臺，債務和經濟增長難題慢慢隨之緩解，勞動力市場也不會太糟糕。如今希臘綁在歐元身上，貶值不能，剩下降低工資一條路可走，走得太辛苦。

　　言歸正傳。2015年的中國需不需要貨幣貶值？中國要不要承受一場貨幣購買力損失，以此為代價刺激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減少其它市場(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調整壓力？

　　上面問題需要細分成三個層次：首先，中國經濟存在什么樣的調整壓力？其次，人民幣貶值會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最后，貨幣貶值與其它手段相比，是不是一個合意的手段？

　　中國經濟目前主要面臨兩方面壓力。一是結構轉型壓力。一個國家由窮變富，要經歷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從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這個轉型主要解決溫飽和大眾工業消費品需求。第二次是從工業經濟轉向服務經濟，這個轉型主要解決城市病、醫療、教育、金融等服務類需求。中國正處于第二次轉型過渡期，面臨淘汰的工業落后產能和過度產能、稀缺的優質服務供給、凸顯的結構性失業壓力、經濟增長動力增速下降是過渡期的典型特征。

　　二是債務高企壓力。政府為了應對轉型困難采取了大量刺激政策，短短幾年時間里中國經濟積累了巨大債務。債務增長加速與收入增長放慢形成強烈反差，金融風險加劇。金融機構對壞賬的擔心升級，對發放信貸更加審慎。脆弱的金融系統讓原本就增長乏力的實體經濟雪上加霜，經濟過渡下降風險加大。

　　面對上面兩種壓力，人民幣貶值能發揮什么樣作用？貨幣貶值的效果如下：放慢淘汰落后產能，放慢淘汰過剩產能，放慢產業升級壓力，放慢對服務業部門的資源擠入、刺激短期收入增長(并緩解債務負擔)。

　　選擇經濟結構轉型，不選擇貶值；選擇短期內的經濟穩定，貶值是備選政策工具。結構轉型與短期內的經濟穩定，孰輕孰重？權衡關鍵是勞動力市場指標(不是經濟增速，不是通貨膨脹率，不是產能利用率，不是企業利潤率)。如果失業壓力凸顯，存在大量非意愿失業，短期經濟穩定應該賦以更高權重。反之，如果失業壓力不顯著，經濟轉型應該賦以更高權重。

　　從官方公布的就業數據看，目前中國就業市場總體情況還不算糟糕。大學畢業生就業難，藍領就業機會尚好，說明勞動力市場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經濟結構轉型引發的勞動力供求不匹配。但是，隨著中國經濟下滑，未來就業市場形勢可能更加嚴峻，藍領就業也有可能遭遇困難。

　　在還不能完全看清楚就業市場變化以前，不妨假定今后的就業市場會有更大壓力，需要采取政策工具保障短期的宏觀經濟增速穩定。利用貨幣貶值與其它手段相比是不是更合意的手段？

　　如果是采取小幅漸進貶值，對經濟刺激的作用很有限。企業并不明確未來的人民幣會貶值到什么位置上，未來商品價格坐標不能確定，對相關的投資和生產的刺激作用也不會很明顯。此外，漸進貶值的并發癥是貶值預期刺激資本外逃，國內資產價格和金融市場遭遇巨大壓力，這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危害更大。

　　一次性貶值呢？一次性貶值還不夠，必須是一次性貶值后重新盯住美元或者一籃子貨幣，才能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這個選擇意味著放棄了匯率作為國內工業和服務業部門之間資源配置價格杠桿，再次犧牲國內貨幣政策獨立性，以及上面提到的購買力損失、放慢經濟結構轉型等眾多代價。

　　降息是應對債務高企和經濟過度下滑的另一個手段。從國際經驗看，這也是更常規、更容易操作的手段。對于緩解債務高企以及由此引發的經濟過度下滑，降息的效果更直接，而且沒有官方主導貨幣貶值帶來的巨大代價和諸多后遺癥。

　　當前經濟環境下，官方主動引導貶值不是個好策略。但這并不意味著保持現有匯率水平穩定是最佳策略。美元升值背景下，官方刻意保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定，人民幣跟著美元一起升值，難道在目前情況下人民幣應該跟著美元升值？

　　從經濟增長和福利角度看，人民幣匯率究竟在什么位置上，才能在貨幣購買力與產品國際競爭力之間、結構調整與宏觀穩定之間取得最好平衡？從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穩定角度看，如何才能讓人民幣匯率成為應對國內外各種沖擊的緩沖器，同時留給貨幣政策留下更獨立的空間？

　　讓市場給人民幣定價，所有人民幣利益相關的投票人會找到權衡的最佳平衡點。讓市場給人民幣定價，匯率波動成為國內外各種短期宏觀經濟沖擊的吸收器而不是放大器。

　　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還遠做不到這些。中國貨幣當局在2005年7月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公告中就提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決定人民幣匯率，但十年之后這個目標也沒有真正實現。貨幣當局提出的中間價和波幅限制，基本把匯率變化鎖定在貨幣當局的意愿水平附近，而這樣的匯率水平和匯率波動方式摻雜了太多貨幣當局意愿，扭曲和擠出了市場意愿。

　　筆者認為，更徹底地退出外匯市場干預，包括取消中間價和擴大波幅限制，將是今后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方向。貨幣當局如果實在不放心，仍舊可以管理人民幣匯率波動的上下限，但這個上下限不應該是2%或者3%，要給市場留下更充足的空間。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