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實現戰略轉變，即由東部牽動轉為以中西部為主全面牽動、由要素引入轉為以要素輸出、由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的開放轉為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開放、由主要借助WTO平臺轉為主要借助“自由貿易區”平臺。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在不同場合提出要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而今，“一帶一路”已經步入實施階段。那么，“一帶一路”到底蘊含著怎樣的戰略意義呢？
中西部地區
不再是對外開放的“追隨者”
眾所周知，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從1979年開始，我們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省等5個經濟特區，開放和開發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東新區，建立了15個保稅區、32個經濟技術開發區、52個高新技術開發區、38個出口加工區，相繼開放了13個沿邊、6個沿江和18個內陸省會城市。
持續34年的對外開放大大地推動了我國的全方位改革，但顯然，前期的對外開放重點在東南沿海，廣東、福建、江蘇、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了“領頭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始終扮演著“追隨者”的角色，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東、中、西部的失衡。“一帶一路”尤其是“一帶”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經過西部通向西亞和歐洲，這必將使得我國對外開放的地理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由中西部地區作為牽動者承擔開發與振興的重任。
從要素引入轉向要素輸出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我們亟需資本、技術和管理模式。所以，當初的對外放主要是以引進外資、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為主。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1979年至2012年，我國共引進外商投資項目763278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到12761.08億美元，2012年外商投資企業數446487家。不可否認，這些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對于推動我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管理的現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今，我國的經濟、技術和管理水平與當初相比已經不能同日而語。盡管國內仍然需要大規模投資和技術改造，但我們已經具備了要素輸出的能力。
根據近日發布的《中國雙向投資發展報告2014》的數據，2014年末，中國對外投資已經突破了千億美元，蟬聯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我國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直接投資分布在全球184個國家和地區，占全球和地區總數的79％，而且投資并購的領域更加多元化。通過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到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這“五通”，將我國的生產要素，尤其是我國優質的過剩產能輸送出去，讓沿“帶”沿“路”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共享中國發展的成果，也成為大國崛起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外開放轉向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
正如上面所講，我國早期的對外開放在于引入資本、技術等要素，而當時發達國家正好具備這方面的優勢。以歐美、日本等國和我國的港澳、臺灣地區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之后，大量資本正在尋求出路，而長期處于封閉狀態的中國內地就成為他們最大的投資樂園。所以，我國早期的對外開放可以說主要針對的是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今，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中后期，我國的城鎮化率也以超過了50%，實現了歷史性的轉變，并且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上升。
在經濟轉型升級的背景下，我們又面臨著一些產能需要找出路的問題，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許多處于發展中的國家面臨著當初中國同樣的難題。因此，幫助這些國家進行比如道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幫助他們發展一些產業比如紡織服裝、家電、甚至汽車制造、鋼鐵、電力等，提高他們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生產能力，也是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的。
“一帶一路”與自貿區戰略緊密聯系
2001年，中國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終于加入了WTO，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入世”對我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不僅大幅度提升了我國的外貿量，也改善了我國經濟結構，加速了工業化進程。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外向型經濟部門不斷壯大，通過擴大出口，利用獲得的資金，引進工業生產所必需的資本品、原材料、技術等，加速工業化進程，改變傳統產業格局，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總體競爭力。而且推動了我國的技術進步，通過對外貿易我國獲得了大量技術。近年來，我國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和生產線，實現了產品出口結構的不斷優化，推動了國內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
可以說，WTO這一被大多數成員國一致遵守的公平貿易和爭端解決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少數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封鎖和抑制。然而，一些國家并不情愿看到這樣的結果，他們日益感覺到如果繼續在WTO框架內進行國際貿易，必將影響到他們對國際經濟的控制權，而使中國崛起的速度更快。因此，我們觀察到，目前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正在有意逐步棄用WTO，轉而采用各種“自由貿易區”模式，并力圖將中國排除在外。
我們當然首先要維護WTO模式，但我國也已開始積極推進建立自由貿易區。我認為，“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自由貿易區戰略是緊密聯系的。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在建自貿區共20個，涉及32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已經簽署自貿協定12個，涉及20個國家和地區，分別是中國-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蘭、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冰島和瑞士的自貿區，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以及大陸與臺灣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在談判中的自貿協定8個，涉及23個國家，分別是中國與韓國、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澳大利亞、斯里蘭卡和挪威的自貿協定，以及中日韓自貿協定、RCEP和“中國-東盟”升級版，等等。不難看出，這在建的20個自由貿易區中，大部分是處于“一帶一路”上。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戰略必將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而得到落實和發展。
“一帶一路”戰略的風險考量
“一帶一路”的確是我國新的重大戰略選擇，但我們也要有一定的風險意識。
首先，自1999年，我國政府就一直鼓勵企業“走出去”。最初的投資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最窮且最不透明國家的資源開采項目上。近年來，隨著國內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我國對外投資首次超過了外資流入，對外投資也被引導到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中的更為引人矚目的項目上。五六年前，我國“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圍繞著大宗商品，現在開始在一些實行競標機制的國家承建基礎設施項目。我們知道沿“帶”沿“路”的發展中國家十分愿意接受我們的投資，但由于其中一些國家政局并不十分穩定，不同黨派之間的理念差別很大，一旦一個黨派下臺，就會改變過去的對外政策，這必將給我國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帶來巨大風險。所以，我們在具體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時必須對這些國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環境等進行仔細研究，在投資之前做好風險應對的預案，將投資的風險降到最低。
其次，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必須與國內經濟狀況相適應。我國的產能過剩是相對的。實際上，國內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仍有很大空間。目前我國的基礎設施水平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60%，廣大的城市在地下管網的建設上需要大量投入，即便是地面上其質量也需大幅提高；而農村的基礎設施更是相當落后。如果我們不顧及國內的這些實際情況而一味向國外投資，必然產生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