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鵬飛

　　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針對仇和落馬表示：「他們太相信個人的力量了，太相信政府的力量了;認為憑藉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一下子改天換地、改變現狀。」此前，作為昆明激進的招商政策的批評者，他曾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這正是人治超越法治之上可能招致的惡果。

　　但仇和顯然并未聽進這一忠告。隨著仇和被任命為昆明市委書記以后，城中村「改造」也成了昆明城市化的主方向，昆明市吹起了「向城中村宣戰」的號角，改造的大原則被確立為「政府主導，企業參與，市場運作」。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行政強制下的「市場化」變成了少數人暗箱操作的工具。

　　建設家園乃城市化之本

　　雖然仇和在昆明上任之初曾表示自己在昆明「無親無故，一定能無私無畏」，試圖塑造中國式「清官」的道德形象，但依然沒有擺脫「每個落馬官員的后面，都有一個大老闆」的鐵律：仇和身后的大老闆從江蘇小城跟到昆明一路跟隨，并順利拿下昆明多個房地產拆遷改造項目。在權力監督真空的狀况下題，不走公開程序，而是由個別官員說了算，或者為了招商引資而搞捆綁「銷售」，無疑是為權力與資本勾結的尋租行為大開方便之門。

　　仇和主導下昆明城中村改造集中反映了中國城市化疾進道路上的軌跡和困惑。究竟是誰的城市化?什麼才是理想的城市?仇和曾表示：「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那麼，城市如何讓生活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有效果?」顯然，在仇和乃至相當一部分中國官員眼中，能讓生活更有效率的城市就等於更好的城市，在經濟效益為中心的狂飆突進之下，大拆大建壓倒了對歷史文脈、人文精神及自然環境的培育和保護，權力與資本的盛宴狂歡壓倒了對昆明人家園的守衛。

　　其實無論什麼樣的城市化，最終都要落到「人」的身上，城市化的根本是建設人的家園。雖然不能說追求生活更有效率與建設美好家園必然冲突，但「家園」的意義遠遠超過以GDP為本的經濟效率。仇和在昆明的大拆大建甚至走向了建設家園的反面，看起來城中村的擁堵、低效和混亂被更有效率的市場之手接盤了，實際上是城市的空心化與市民的邊緣化取代了家園的栖居。

　　制度藩篱限制權力任性

　　制度建設盤根錯節，阻力重重，相較之下，人們更容易幻想在某位政治強人的帶領下突出重圍。只是無欲無求的聖人往往是一廂情願，在兩袖清風的包裹下是人性的幽暗與复雜。在既定體制下，強人依然受制於升遷所必需的任內政績的強大驅動力，「公共利益」最后淪為個人私欲包裹的一層薄薄糖衣。

　　因此，仇和的警示意義在於：若沒有相對獨立的司法體系，不對政府公權力進行限制和監督，則無法終止權力與資本的聯手對民眾權益的侵害，仇和式的「城改大業」不會隨著仇和的消失而終止。誠如李克強所言，有權不可任性，若不清除仇和產生的土壤，誰敢說下一個仇和不在成長之中?若無馴服權力任性的制度籓籬，任何有良好用心的中央政策，都將在執行中扭曲為權力與資本的新一輪分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