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流深

　　昨日，李光耀的國葬儀式在新加坡舉行。無數民眾冒著大雨送別國父的感人場面，不僅讓新加坡國民心碎，就連遠在中國的許多民眾也感慨萬分。從生前到身后，能夠享受到絕大多數國民的擁護和愛戴，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李光耀，無疑是幸運與光榮的。

　　同樣被稱為「政治強人」，另外一批亞洲國家的前領導人無疑會羨慕李光耀的景遇。他們也曾和李光耀一樣，被擁護者尊稱為國家發展和經濟起飛的奠基者，也常常被反對者貶斥為獨裁者和劊子手，但卻終究無法避免慘淡離場的結局：帶領韓國經濟騰飛的朴正熙被刺身亡;菲律賓前總統馬可斯遭到全國人民的抗議而黯然遠走;印尼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被迫下台;任馬來西亞總理21年的馬哈蒂爾在2003年辭職時，也正面臨著執政黨前所未有的分裂和危機。在他們離去之后，國家也隨之或動盪、或衰退。而2011年才徹底退出新加坡政壇的李光耀，留下的卻是一個國力上升、政治穩定、形象良好的新加坡政府，似乎成為「亞洲奇跡」故事之后唯一一個能夠續寫輝煌的國家。

　　「強人政治」土壤不再

　　於是，許多人借此提倡「強人政治」的回歸，并將其作為李光耀最為寶貴的政治遺產。可是顯然，將李光耀作為「強人政治」的代表并不公平，甚至是對李光耀的一種貶低。如今回看這一批領導人上台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其面對的歷史境遇是相似的：作為前殖民地的國家剛剛獨立，舊有的統治秩序已經崩潰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身處美蘇冷戰前線，各方國際勢力在此激烈博弈，雙方的意識形態也斗爭激烈;而國家則貧窮落后、社會不穩，人民教育水平低下，還伴隨著不同的種族認同之間的冲突。在這樣的條件下，以強力手段在短時間內建立穩定秩序的「強人政治」，幾乎是那個特定歷史時期新興國家的必然選擇，李光耀的抉擇并不奇特。

　　如今，時代已經徹徹底底的改變了。一方面，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國家建設，這些新興國家已經成功的重塑了國內的政治經濟秩序，國民也已經樹立起了穩固的國家認同;另一方面，90年代以來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瓦解了美蘇爭霸的世界格局，極大的緩解了國家生存的外部危機，許多國家本身還成為了平衡國際關系博弈的新力量。「強人」產生的外部因素已經不在。而作為「精英統治」的一種，「強人政治」需要建立在治理國家的智力資源被少數人壟斷的基礎之上，這一點伴隨著平民教育的日益普及和國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已經不再成立。更為重要的是，在互聯網和全球化的新時代，更加講求創意與個性的新興產業正在慢慢替代提倡秩序規則的傳統工業和貿易——「強人政治」的文化可以說是與此格格不入。

　　強人政治終成絕唱

　　事實上，李光耀今日的盡享榮耀，或許并不在於他本身是一位「政治強人」，而在於他本身的「強人」色彩較其他國家的強人較少：他不像朴正熙與蘇哈托一樣，將自身的權力基礎建立在軍隊的強力之下，也不像馬可斯一般依靠家族的財富與勢力，更不像馬哈蒂爾一樣將合法性來源押注於特定的族群與宗教，而是樹立了一套相對嚴格而公平、高效而穩定的法治系統，以法治的權威來代替那些并不穩定的個人權威。可是即使如此，若不輔之以李光耀個人完好的道德形象和高超的政治聲望，新加坡也終究無法避免變革的要求。2011年，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前所未有的選舉挫折便是明證。

　　李光耀的「強人政治」是時代與個人結合的必然產物，難以复制;而時代與個人的變遷，也讓「強人政治」終將伴隨著李光耀的離去而成為最后的絕響。在2011年那次具有分水嶺意義的選舉之后，李光耀正式宣布離開內閣，讓「一支全新的年輕管治團隊與年輕一代新加坡人聯繫」。而今日那些「強人政治」的叫囂者，或許也該好好學習一下李光耀的智慧與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