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不僅重創了美國經濟，而且打破了美國經濟與政治制度全球最佳的幻夢。當美國在世人的心目中不再代表一種完美的模式，世人開始發出疑問：美國是不是遭遇了制度性的問題？問題又出在哪里？
對此，不同派別意見紛紜，美國保守派指責“進步主義”與大政府對自由市場的侵蝕，而發起“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左派要求結束“1%”對“99%”的宰制。近年來，弗朗西斯·福山等學者憂心激烈黨爭將導致美國政治中樞的癱瘓，克里斯蒂婭·弗里蘭的《巨富》一書，警告崛起的超級富豪階層對美國政治、經濟及學術的不良影響。然而，直言不諱地痛斥美國已經真正淪為“權貴資本主義”的人士并不多見，就批評的激烈性而言，戴維·斯托克曼的《資本主義大變形》一書，是一個罕見的代表。
斯托克曼是美國前國會議員，里根時期的白宮預算和管理辦公室主任，后來投入金融界。有趣的是，他已轉變為一個對政治家和金融家同時開火的抨擊者。在這本書里，他描述了一幅陰郁的畫面：美國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玩弄于股掌之中；華爾街成為巨大的投機賭場，欺騙和掠奪普羅大眾；美聯儲沉醉于持久經濟增長的迷夢，依賴偽科學的調控政策而不能自拔，導致美國越來越深地陷入危機泥潭。
斯托克曼開宗明義地宣布，權貴資本主義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日子是2008年的10月3日，當天美國財政部通過了700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向華爾街施以援手。救助的理論依據是一些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如果任其破產，將帶來金融崩潰，最終損及所有人的利益。然而，在斯托克曼看來，這一說法是“從根本上反資本主義”的，因為誰能生存、誰不能生存，應該由市場決定，只有在有充足的證據證明社會利益的情況下，才能動用公共財政資源去救援企業。他認為，像美國國際集團（AIG）等許多金融機構并沒有落到需要政府救助的程度，但美國財政部太倉促地出手救援，完全無視企業自負盈虧的原則。
在“市場失靈”導致危機期間，政府有必要出手干預，這幾乎已經是現代社會的常識，但斯托克曼試圖挑戰這個“常識”。在他看來，需要讓金融危機自生自滅，以一場痛苦的洗禮來恢復經濟健康，但救助計劃人為地打斷了這個進程，這有點像凱恩斯主義崛起之前古典經濟學家的觀點。他的依據是，2008年金融危機不是神秘而突兀的天外來客，因而需要不符常規的印鈔和救助措施，相反，危機是幾十年來美國政府破壞財政規則的結果，是因為過度燒錢的海外戰爭、減稅、福利國家的擴張、特殊利益集團的肆虐、淪落為賭場的金融市場等等因素，對美國財政健康的長期腐蝕。他指責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危機爆發后夸大了金融崩潰的風險，聳人聽聞地渲染美國有陷入另一場“大蕭條”的可能，并依此引導政府采取了許多離經叛道的政策，比如量化寬松。
在斯托克曼的筆下，美聯儲已經被利益集團俘獲。他指責美聯儲奉行的低利率政策人為地壓低了借貸成本，導致了兩場泡沫——世紀之交的網絡經濟泡沫和后來的房地產泡沫，即次貸危機，也把華爾街變成了一個“貪婪驅動的賭場”。作為對危機的應對，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只會加劇美國的收入差距，惡化通貨膨脹預期，刺激資產價格泡沫，為未來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埋下伏筆。
反對政府干預的人通常會主張減稅，以激發私人企業的活力，然而斯托克曼也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減稅政策。他批評政客無條件地支持減稅，凡是華盛頓的游說集團所能提出的一切減稅理由，都能得到支持，這無異于讓政府和政治家而不是市場決定增長率的水平，政治家如果覺得增長率達不到“潛在水平”，就采取減稅措施，而這造成了赤字膨脹，且日積月累形成的“財政懸崖”已經變成美國政府所無法跨越的鴻溝。
斯托克曼不一定是一個對外政策上的鴿派，但他也反對盲目擴張軍費。他指出美國存在兩個危險傾向，一個是“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一個是“戰爭國家”（warfare state）,福利制度日益臃腫，戰爭開支日益浩大，把民眾置于日益加重的稅收重軛之下。他批評說，在里根執政時期，保守主義者夸大蘇聯的軍事威脅，制造國家安全危機的假象，由此造成的國防開支劇增摧毀了財政準則。到了21世紀，小布什政府投入浪費性的海外戰爭，而有“和平總統”之名的奧巴馬，實際上卻在不斷增加軍費。
同時，本書是一本回溯歷史的著作。作者并沒有把他的批判集中到當前的事態上，而是強調，美國權貴資本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80多年來政治經濟制度演變的結果。
在評述歷史時，斯托克曼采取了一種全面“修正主義”的態度，重新敘述歷史。比如，美國人廣泛尊敬的羅斯福，被斯托克曼指責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始作俑者。在他看來，美國經濟走出大蕭條，并不是“羅斯福新政”之功，而是勞動力結構改變、女性大量參加工作，以及大蕭條之后的高儲蓄率，逐漸讓經濟復蘇，而“新政”恰恰強化了對經濟的國家干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成型鋪平了道路。而且，幾乎沒有一位現代的美國總統逃過他的批評：尼克松破壞了財政紀律，拋棄了金本位；小布什拋棄了穩健的財政政策，盲目發動毫無意義的海外戰爭，讓美國債務規模激增；奧巴馬繼續凱恩斯主義寅吃卯糧式的財政政策。
斯托克曼列出一連串破壞穩健金融的“惡棍”的名字：羅斯福、尼克松、弗里德曼、格林斯潘、金里奇、保爾森、蓋特納、克魯格曼、薩默斯……他心目中的英雄則是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小威廉·馬丁、沃爾克、克林頓等人，原因很簡單——他們都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與節制的財政政策。
顯然，斯托克曼的觀點無法放在慣常的左右框架之中來理解。通常，美國自由派推崇羅斯福，保守派推崇里根，而斯托克曼對兩人同時批判，認為里根和小布什雖然名義上倡導小政府，但其實是奉行干預主義，擴張政府職能，實質上所制造的是一種“凱恩斯主義的繁榮”。他反對保守派的觀點——只要回到里根時代就能挽救一切，相反，他說里根時代并不代表真正的繁榮，而是通過國防開支劇增等因素，為財政災難埋下了禍根。他心目中的理想時期是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執政的時期，因為這段時期財政赤字不斷削減，但繁榮一直持續。
本書似乎有點向所有人發起挑戰的意味，這也決定了它必然會為左右兩邊的人所不喜。指責華爾街的金融投機，批評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去拯救“大而不倒”的金融機構，質疑政商兩界的親密關系，也許合左派的胃口，但斯托克曼并不支持左派所主張的政府福利。另一方面，推崇自由市場，也許符合右派的胃口，但他又對里根、小布什、弗里德曼等右派推崇的人物倍加指責，認為里根所倡導的供給主義，以及弗里德曼主張的貨幣主義，都和凱恩斯主義一樣，“有著相同的集權政策的觀念”。他既反對美國左派所主張的凱恩斯主義經濟調控和刺激，也反對右派主張的減稅，可以說是一個十足的異類。
然而，由于斯托克曼對如此多的人提出了批評，其中既有羅斯福、里根這樣的成功的政治家，也有凱恩斯、弗里德曼這樣的擁有極高聲譽的學者，這讓我們很難認同他所有的批評。在斯托克曼的心目中，羅斯福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調控政策，尼克松結束金本位，是美國所有問題的根源，他夢想著逆轉這些政策，恢復到一種理想的狀態，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然而，無論是羅斯福新政還是金本位的終結，歷史本身都已經給予了公正的評價。尼克松結束金本位是無奈之舉，而羅斯福新政帶領美國走出了“大蕭條”，也結束了“鍍金年代”的種種亂象，讓美國社會變得更加公正，更加繁榮，這是歷史學界的主流評價。
我們也很難認為，他眼中的昔日美好時光，真的是那么美好。雖然2008年金融危機打破了資本主義已經永久擺脫危機的不切實際的幻想，然而，經濟周期確實是在不斷被馴服。在過去80年里，美國的市場經濟的總體趨勢是變得更加穩定，而在斯托克曼推崇的那種嚴格實行金本位的理想時代里，經濟危機是更加頻繁、破壞力也更嚴重的。在羅斯福新政之后的幾十年里，美國GDP和國民收入的增速和持續性都超越了之前的時代，美國的確是在不斷進步。斯托克曼認為在危機時期，政府應該坐視國民經濟的萎縮和就業、收入的下滑而完全不加干預，這恐怕在今天難以得到主流學術界的接受，也難以得到公眾的接受。在他看來，伯南克應該讓2008年金融危機“自生自滅”，完全釋放其破壞性，以讓人們認識到杠桿化投機的教訓，然而很難想象今天的政府會奉行這樣的政策。就像斯托克曼在書末所承認的，他不相信他的建議能夠得到政府的接受。
作者對債務問題的憂心也顯得有些過度了。的確，美國不斷積累的公共債務構成了某種長期性的挑戰，但目前來看，這還不足以構成對美國經濟的致命性威脅，尤其在考慮到“美元霸權”讓美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向世界轉嫁債務壓力的情況下。而且，美國仍然有充足的時間尋找解決方案。有的時候，斯托克曼也許過于單向度地強調財政穩健問題了，而這種執著導致他不公正地抹煞或者低估了美國取得的許多成就，而夸大了她所面臨的風險。
初看斯托克曼痛斥權貴資本主義的人，也許會把他同向往“另一種社會”的左派歸為一類，然而作者的意圖并不是反資本主義，而是想要一種健康的資本主義，并維護民主制度的原則，因為權貴資本主義恰恰是自由市場和民主價值觀的大敵。雖然本書的一些具體描述可能符合一些反美者的口味，但從全書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作者對美國的熱愛。
美國是否已經真正淪為權貴資本主義，世人自有公論，而未來的歷史發展也將做出它的結論。應當看到，權貴資本主義往往有一些重要的特征，如根深蒂固的寡頭階層對經濟和權力的控制，如帶有身份和世襲色彩的精英階層，然而，目前美國的社會縱向流動固然出現了一些問題，但人人平等、人人皆有機會的“美國夢”并沒有徹底幻滅，像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這樣的人不斷在印證白手起家的可能，印證美國社會對起點公平的珍視。在權貴資本主義下，財富分配狀況嚴重不均，普通人權利缺乏保障，造成國內消費市場不足，長期而言必然妨害經濟增長后勁；權貴資本主義因為產權保護制度的欠缺，必然阻礙技術與組織方式的創新。然而，美國仍然是目前全球最具經濟活力和創新潛力的國家之一，美國也正在從這場經濟危機中強勢恢復。從這個角度看，說美國已經淪為權貴資本主義，說美國必然深陷泥潭或者徹底衰落，也許有些言過其實。
值得一提的是，斯托克曼雖然對美國現狀大加撻伐，但這并不代表他對當前被視為與美國競爭的“模式”的認同。在全書中提及東亞經濟的為數不多的段落里，他都保持了一以貫之的批評態度。他認為，東亞和波斯灣地區的一些國家把天賦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用于無休止地換取美國債券，這是一種有缺陷的重商主義的增長模式，是美國資本主義“大變形”在國際上的表現。他批評說，東亞國家采取了將本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政策，這樣的安排無視穩健國際金融的一切傳統，其危害很快就有目共睹：美國作為擁有國際儲備貨幣的國家，本來應該享有貿易順差，將資本輸入較不發達的國家，而現在的狀況卻是美國承受貿易逆差，并讓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大量流入本國，這把全球經濟置于持久的不穩定的失衡狀態之中。
總而言之，本書所展示的是一種比較異類的觀點，也許難以為主流學界所認同，而且，一些具體論點或許有偏頗之處。但當然，非主流的觀點雖然常常有偏激之處，常常只攻一點不及其余，以偏概全，但在一點上用力很深，也可成為一柄針砭時弊的利刃。斯托克曼呼吁決策者破除對于貨幣政策萬能、赤字財政萬能的迷信，始終對財政風險保持戒心，警告政府不要介入目標不明又虛耗錢財的海外戰爭，這些都有其強烈的現實意義，也展示了他作為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品性。
美國社會長保活力的重要原因是它對批評者和多種意見的寬容，所以美國人雖然總是預言危機，預言災難，卻仍保持著強大的糾錯能力，保持著社會的平穩運行。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思想上的“末日預言家”永遠值得尊敬。也許可以說，本書與其說是對美國已經淪為權貴資本主義的事實性的確證，不如說是代表了一種警醒和挽救美國社會，使之免于淪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