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特邀嘉賓 青木昌彥

　　我在近日參加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時，切實感受到，以“新常態”和“一帶一路”為關鍵詞的公共討論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那么，如果從歷史比較經濟學的角度去理解“新常態”的內容及其制度改革的含義，會有怎樣的發現呢？我想結合自己的認識，作一簡要分析。

　　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當下都迎來了一個可以媲美“工業革命”和“計劃經濟體制的終結”的重大轉折期。因為在人口、就業等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結構上，一些不可逆的變化正在開始發生。這些動向會對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思考這一問題時，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費、投資、出口，所謂“三駕馬車”)，更要重視中長期的供給面的各種要素。這樣，有關人均GDP增長的人口、制度、經濟的相互關系就會明朗起來。

　　人口紅利逐漸衰減

　　根據官方發布的數據，2008-2012年期間，中國年均GDP增速為9.1%。去掉同期0.5%的人口增長率后，人均GDP增速為8.6%。那么，這樣的增長可以分解為哪些供給要素呢？

　　首先，在此期間，中國勞動適齡人口(15-64歲)占總人口比率上升帶來的人均GDP增長，即人口紅利的貢獻是0.46%。勞動參與率降低帶來的影響是-0.57%。這一負面要素主要是年輕人升學率上升導致的。此外，勞動人口從生產效率低下的農業地區，轉移到生產率高約5倍的城市地區，這種就業轉移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約為3.11%。我想把這種現象稱為“庫茲涅茨效應”。

　　在中國，劉易斯的“生存工資帶來的無限勞動供給”這一概念常常被提及。歷史上，第3位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庫茲涅茨曾經比較并歷史性明確了農業就業比率的下降在任何國家都是共通的“增長的定量觀點”，我就用他的名字來稱呼這種現象。最后，城市產業的人均勞動生產效率上升的貢獻達到了5.46%。

　　我將這些中國近期動向的特征與日本、韓國進行了對比和歷史性角度的觀察。

　　首先，人口紅利對人均GDP增長有很大貢獻的時期，日本是1955-1970年，韓國是1970-1990，中國是1982年開始到現在的高度增長時期，但其效果均為逐漸減弱。

　　其次，對比中日韓3國的人口年齡構成發現，勞動人口(15-64歲)占總人口的比率的最大值，日本是1990年，中國是2012年，韓國是2015年，此后人口紅利在每個國家都會急劇減為負值。

　　庫茲涅茨效果在今后5年

　　將逐漸降低

　　比較中日韓3國的庫茲涅茨過程，日本和韓國的農業就業人口比率分別在1970年前后和1990年前后下降至20%。同一時期，這兩個國家的高度增長期都結束了。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經驗性的規律，今后“20%”將成為一個重要的閾值。

　　中國沿海地區的農業部門就業比率已經達到了20%的閾值。另一方面，中國內地仍然處于向20%下降的過程中。那么，庫茲涅茨過程將在中國持續多久呢？中國社科院的蔡昉等人基于2009年的官方戶籍調查結果進行了估算，結果顯示當時仍然在農業部門就業的農村居民人口約為2.11億人。與此相對，已經離開農村進入第二、第三產業就業的人口為1.86億人。政府2014年提出的一項重要政策是，到2020年為止，進一步讓1億農村人口在城市就業、定居。但是，正如2009年的調查所顯示的，農村就業人口的70%已經40歲以上。

　　因此，庫茲涅茨過程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在今后5年勢必逐漸降低。

　　全要素生產率增加

　　是未來的關鍵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國的兩個高度增長要素，即人口紅利和庫茲涅茨過程，將會像當年在日本和韓國所發生的那樣逐漸消失，這是新常態中人口/經濟常態的一個側面。

　　這樣的話，人均GDP的增長就只能依賴于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理論上，這可以進一步分解為全要素生產率(TFP)和資本/產出比率(資本產出比)的提高帶來的貢獻。根據我所了解的各種學術研究成果來看，在21世紀初，比起資本產出比的提高，TFP的貢獻并不高。但是，資本量的單純增大，如果沒有人力資本的補充性積蓄，根據收益遞減規律，其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將逐漸衰減。

　　因此可知，在新常態下，TFP的增加對人均GDP增長的影響將比以往更加重要。

　　企業改革至關重要

　　TFP需要通過和各種生產要素的“新結合”(無法還原為單個生產要素的貢獻)才能實現。因此，要實現TFP的持續增長，企業經營的改革、經營者的職業化和自律性是關鍵。經營者還必須受到保護，避免政治家對合約的恣意干涉，避免公司資產被巧取豪奪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礎上，將公司治理透明化，將公司經營置于《公司法》的管理之下，這是非常重要的。

　　托馬斯·皮凱蒂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指出，歐美的“超級管理者”因為業績獲得了高額報酬，使得財富向少數人集中。他認為，在資本收益率高于經濟增長率的情況下，如果不加強對資產征稅，財富的集中將無法避免。假如業績至上主義也在中國確立，那么中國是否也必然會陷入貧富差距擴大的境況？但是，中國也許可以用特有的方式從這一陷阱逃脫，即將現在政府持有的國有企業股份轉移給多個公共養老基金，在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下進行專業管理。這樣，企業的經營者會被經濟效率、革新的市場規律約束，另一方面，退休者和被雇傭者作為養老基金的受益人，也能夠享受到資本收益率上升的恩惠。換言之，促使企業經營革新與自立化的公司治理改革，對中國經濟能起到一石二鳥的效果。因為通過引入高效創新的企業經營，不僅可以促進人均GDP的可持續增長，還可以在老齡化社會中確保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

　　(作者系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本文為作者近期在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與野村綜研金融市場研究委員會聯合舉辦的“中日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上所做的主題演講，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處整理，經作者審核。因版面有限，本文有刪節，原文請參見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網站www.cf40.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