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聯想控股微空間
4月15日，考拉征信聯合多家企業共同發起“誠信中國企業行動聯盟”，柳傳志做開場致辭，說起80年代的小飯館，雖然環境很臟，但是不會上地溝油，即使企業效率不好，也沒有假冒偽劣。但是市場經濟后，掙錢的手段越來越多，如果監管不力，就什么事都有可能發生了。
在柳傳志看來，企業生產的產品和服務都聯系著整個社會。他在現場呼吁企業家們要把“商業正氣”喊出來，堅持以身作則，用行動做一個誠信的商人。并現場保證：“我的企業和我本人保證做到：一定重信譽、重承諾”。這些年來，有目共睹，聯想也是一家誠信的企業。
以下是柳傳志在“誠信中國企業行動聯盟”上的演講實錄：
各位朋友：
很高興參加今天的會。
最近我們在聊天的時候，在飯局上，在微信圈里，經常聽到、看到開罵，罵的對象常常是我們自己，調侃、揶揄自己，但是用的是挺難聽的話，經常還是和生殖器官有關的詞，諸如屌絲、傻X之類，好像變成了一種時尚。跟著就是拿更難聽、更骯臟的話去發泄對周圍很多事情、對人的憤懣。由于價值觀的嚴重對立，就造成了不但罵，而且還開始造謠，造出謠言然后再對對方進行批判，越說越難聽，簡直就失去了羞恥心的底線。
細想想，罵的內容到底跟什么有關呢？應該說50%以上是和誠信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事，像假冒偽劣商品、有毒食品等等。
比如一個老頭兒，坐在地上，別人扶他起來，他反咬人家一口，比如釣魚執法，或者是瞪著眼睛公開造謠，等等等等。我們難免會去想，咱們中國不是把忠信、仁義作為文化傳承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點嗎？什么時候就變成這樣了呢？！
很多學者進行過研究，比如說有宗教的國家和沒宗教的國家的區別，比如說中國的儒釋道與西方宗教的區別，也有的研究到比如說少年兒童教育的區別等等，我倒是想得比較簡單，我只是拿自己生活中的情況去做個對比。今天在座的朋友中型企業居多，年齡三十多歲、四十歲，我就講自己所看見的事。
1984年、1985年以前，中國基本全是國有企業，大、小飯館都是國家開的，效率非常之低，服務非常之不好，餐館挺臟，但是它不會給你上地溝油。企業效率不好，但它不會做假冒偽劣，這個基本沒有。隨著市場經濟以后，民營企業出現，老百姓掙的錢可以歸自己了，于是開始有各種掙錢的手段，如果監管不力的話，那什么事情就都可能發生，劣幣就會越來越多。
那監管怎么就會不力呢？這個我也有分析。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在中關村辦企業，政府官員的效率真的也未必高，而且對民營企業可能還格外看不起，但是他要想找企業要東西，想要給自個兒撈點好處，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人，但是心里是會緊張的，還是會臉紅心跳。隨著這么二三十年過去了，現在變成了一個當時想都想象不出的樣子。那是什么樣子呢？
我大學是在軍隊上的，算是當兵的出身。中國人民解放軍有總政治部，那是軍隊精神靈魂所在，是軍隊精神的司令部。我當兵的時候，唱的歌都是“我為誰來打仗”，軍隊和老百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總政治部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軍隊里的組織部，凡是當官的官銜那是他們發出來的，需要上面批準，但他們是主辦單位，權力極大。
就是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總政治部的主任就會變成了大貪污犯？錢怎么個貪污法？買官賣官，把師長、軍長標價錢賣出去。關鍵的問題還不是在賣，他一邊賣著官，可能一邊還唱著那些神圣的歌。我想，下面花錢買官的那些人，聽他在唱那些東西的時候，心想這些原來全是假的，我照樣可以這樣辦。于是我還聽到說，有的地方要交多少錢才能當上兵。
這樣的兵能打仗嗎？當花錢買來的官，他的目的能是為了人民去打仗？而且他們都有家屬，這會把這樣的事全傳開。再有，公檢法在我們國家那是神器，是用來打擊壞人、保護好人，誰觸犯了法律，那是很重要的手段，公檢法的最高領導當然是政法委書記，竟然為了謀求私利也在貪污。
這時候還能談得上對什么東西監管？我們國家的股市，誰都知道，如果改成注冊制，那馬上就會好，為什么不能改成注冊制呢？因為注冊制如果沒有監管就會壞得一塌糊涂，但是如果其中有的人受監管，有的人不受監管，那還能監管嗎？在我們國家，法律的解釋也變得非常隨意化，從哪來的呢？根兒還不就是從這兒來的嗎？
1998年前后，聯想在廣東的一個生產基地，被當地海關說是走私，海關關長一定要我過去。后來知道是我們下面的同事確實不對，說話頂撞，冒犯了人，走私確實是沒有的。但是反復承認錯誤、解釋，就是不行。最后怎么解決的呢？
后來，深圳海關的關長因為走私石油出了事，他是收拾我們的這位關長的頂頭上司，想要處罰我們的這位關長也潛逃了，被抓后判了18年。法律到了人家嘴里可以隨意改！一個老頭兒假裝被撞，誰扶他訛人家錢，這種碰瓷的要是跟這樣的事比起來，聽著就沒那么驚心動魄了。
我以前看報紙，一個貨車司機，進上海時碰到有人再三央求帶一段，人一上去，他就被逮住了，非說他是黑車，結果是釣魚執法。他怎么都說不清，為了說明心跡，動刀砍了自己的兩根手指頭。我就在想，他在動刀砍自己手指頭的時候，那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
好在十八大以后，黨和政府新的領導開始抓這些貪腐，把這事剎住。讓我看，還不夠過癮，不是抓的人不夠多，我是對審判不過癮。審什么呢？審的都是貪了多少錢，拿這個量刑定罪，要這樣審，就跟審非法集資差不多，跟審哪個銀行的人攜款潛逃差不多，都是一樣的判刑。
但實際影響能一樣嗎？賣官能把中國帶成這個風氣，它是能拿經濟衡量的嗎？要是這些人弄下去，那就把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對老百姓好的影響，會徹底給毀掉，把中國的前程徹底毀掉，把我們這些老百姓的希望徹底毀掉了。這到底應該由哪個法庭審？應該怎么個審法？
改變這個，真的是要靠國家政策大環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就是皮。咱老百姓主要的還是希望這張“皮”好，我們不就是上面“毛”嗎？
我們能做什么呢？有兩件事我們是能夠做，也應該做的：
一個是我們應大聲疾呼弘揚商業正氣，要把它喊出來，因為畢竟我們做企業的，后面有千千萬萬的員工，我們的產品、服務聯系著整個社會。所以我們應該發出聲來，今天這個誠信中國行動聯盟，也是我們發聲的一種表現。
第二要做的是什么呢？更重要、更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則，做比說要重要得多，我們得做出來。我在這兒保證，我的企業和我本人保證做到：一定重信譽、重承諾！不只是說，我自己一直確實是這么做的，我把名聲看得比金錢重要得多。對內對外，我承諾的話努力做到，基本都做到了，定的規則一定自己嚴格遵守。
在我所參加的組織里面，大家定好了說開會不遲到，那就真沒有人遲到，說開會不準玩手機，有重要的事拿手機出去接聽，那就真的能夠做到。為什么呢？因為每個人都得做到，不管是誰。
另外，在交易中我們確實真心真意做到把信譽、把承諾看得比錢重。我個人是把朋友的情義看得比錢重。至于說我的朋友之中，還有好多企業家朋友，人都是好人，但誠信的名聲并不太好，我細想過，有兩點建議。
第一條，承諾之前要努力想清楚，誠信本身不光是一種態度，它還包括了能力，你做不到的事就別答應，答應了以后就要堅決做到。有些同志甚至領導請我來參加或者主持什么事，不管是我多尊敬的人，要是做不到，我也推了。
他說，老柳你出來，這事就做成了。我之所以能做成的原因，就是因為我不都做。你要是答應什么都做，就會變成什么都做不到，于是就變成了到各個會場上，這坐一會兒就走，那坐一會兒就走，忙得不得了，什么事也做不成。今天我答應參加陶然這個會，如果不是什么特殊的情況，旁邊再有什么別的事，我都會說我已有安排。所以，承諾的事一定要認真，定了規則就要嚴格執行。
第二條，不要和沒有誠信的、或者說那些不好的人打交道。
不講信用的人也是分兩類，一類人本來還是好的，但后來由于“劣幣”越來越多，“劣幣”只占便宜不受懲罰，于是“良幣”自己沒有定力，就被變成了“劣幣”。這種人還是可以打交道的，但是要教育。
我這兒也舉個例子，大概1987年或1988年的時候，我在深圳和一家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打交道，從國外進口元器件。這個人的毛病就是說話容易隨便說，尤其是時間問題，他隨便答應，答應完了隨便就遲到一兩個小時，完全不管你的事情，令我非常惱火。
當時還是我們求他的多，忍著了，后來熟了，我跟他說，你下回不能這樣，否則我也給你來一次。他哈哈一笑，沒當回事。后來有一次，他該找我要錢，而且這錢要得挺急，如果沒要到他就會有麻煩。倆人約好了晚上7點見面，我在沈陽賓館19樓，電梯對面有個茶餐廳，我坐在里頭，可以看見他。他這回是提前幾分鐘就上來了，來了看我沒在，非常奇怪、著急的樣子，又下樓。
后來又上來，來來回回好幾次，把他急得不行。折騰了他一個多鐘頭，我覺得差不多了，因為他也著急，事給他耽誤了也不行。我就出來，告訴他我在這兒。從此以后，不知道他跟別人怎么樣，跟我這兒再沒有遲到或者食言過。所以我覺得，人和人之間，大家定的規矩，都要遵守。
還有一種人，天生就不是好種兒。我們千萬不要為一些利益所誘惑。人們老容易說，誰誰誰不錯，他不錯，實際上是對你不錯，他是有求于你，你要看看他對別人怎么樣。因此，要辨別人錯還是不錯，是好人壞人，實際是要從后腦勺看他的做法和品行。我這里其實有很多例子，聯想是由于不做這種事，不貪這種便宜，避開了多少次危險，這里面有很多很有名的、很大的公司，有的還是很有權力的人跟你說的事，好在我們抵制住了誘惑。跟公司打交道也要特別注意，弄不好最后也會變成了一身的官司，變成狗咬狗一嘴毛的時候，那真的就說不清楚，我們的聲譽必然受到影響。
所以，有一個誠信聯盟來區分誰是好人，誰是有瑕疵的人，誰本身就不是好種，還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想今天發起這件事的朋友，最最重要的是一件事，就是說到做到，要以身作則，這是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我們這些商人，以我們的身份和我們的力量，能為中國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