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大型調查報告
本報記者 諸葛亞寒《中國青年報》（2015年04月29日04版）
不少年長的人在說到90后時，常常夾雜著懷疑：缺少理想和信仰、功利欲望心強、過分自我和追求個性……社會輿論給90后貼上了許多“問題”標簽。
如今，95后已逐步成為大學校園的新主人，他們對于個性的追求愈加強烈。在教育資源集中的北京，這座國際化城市的開放與多元給他們個性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充足的條件。
自我？叛逆？不知天高地厚？面對這個群體的復雜性，如果僅根據網絡上一個個新聞案例去拼湊他們的畫像并不客觀。那么，撕掉“偏見”標簽，這群北京高校里的90后到底長啥樣？
一項調查結果這樣勾勒北京大學生的“標準”面貌：他每天的上網時間有7成的可能超過兩個小時，上網、睡覺和社交是他最主要的課外活動；他最大的壓力是學習和就業，他有近四分之一的可能會面臨學習困難；他的月消費水平較大可能在800～1600元之間，其中，社交、娛樂、購物等占有較大比例。對于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他的預期薪酬為6668元，留京工作是最普遍的期望；他有極大的可能認為個人能力與自我奮斗、誠信等良好品質是一個人在社會生存和發展最主要的依靠，人生價值在于奉獻是他較為認同的觀點。
這些對北京大學生特征性的細節描寫來自共青團北京市委聯合課題組。針對北京大學生群體，課題組按照學校在校生人數的1%比例進行抽樣，樣本數為8143個。其中，普通高校7466個，民辦高校677個。同時，通過面談、深度訪談等發放問卷88份，總樣本數為8231個。
超7成大學生感覺到壓力，96.67%的人表示能夠承受
北京市現有普通高校91所。其中，211高校共26所，占全國23%；985高校共8所，占全國21%。除留學生以外，在校生總人數為81.43萬人，王可（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就讀于北京某985高校的大三學生，最近有些“壓力山大”。用她的話來說，大三就快結束了，可專業課學得“半生半熟”，大學英語六級還沒搞掂。不僅如此，剛剛開始進行的社會實踐讓她對自己的社交能力感到懷疑，“總被領導批評不會說話”。
“上大學前，老師都說熬過了最艱苦的高中就會迎來‘幸福生活’。可沒想到，這3年過得并不輕松。”王可在QQ空間里寫下的這段話，不到一小時就得到了近60個同學“點贊”，有同學評論：“人艱不拆”。
感到“壓力”的大學生不止王可一個。
如今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大學生面臨著學習、經濟、人際交往、情感等方面的壓力且相互交織。根據團市委有關北京大學生群體的調研結果，32.5%的大學生感覺壓力較大，37.2%的大學生感覺壓力適中，有3.3%的學生覺得壓力已經承受不了。
而這些壓力所反映出的是大學生在學習和生活中面臨的各種困難。調研數據顯示，20.8%的大學生感到就業困難，26.6%的大學生面臨著學習困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與學習困難相矛盾的，是大學生用于參加學習培訓的課余時間僅為10.7%。
調研分析認為，由于大學學習和信息傳遞方式的改變、校園生活更加開放和豐富多彩，現在的大學生活不再是傳統的“三點一線”模式，大學生的課余時間相對寬裕和自由。但是，大學生的大部分業余時間都用在了上網或其他娛樂上，他們“不能合理做好業余時間安排”。
王可就是不能合理安排業余時間的那部分大學生。
盡管學習和人際交往給她帶來較大壓力，但這些并不影響她的娛樂活動。看美劇、逛淘寶成為她每天睡前的必修“功課”。她說，“其實，有時候也會自責放在學業上的時間太少，‘宅’寢室的時間太多了。可如果不這樣，我一定會崩潰的。畢竟這些‘功課’的誘惑太大了。”
根據調研結果，上網、睡覺和社交成為大學生課余活動取向的前三位，分別占74.14%、34.49%和28.55%。
一個需要警惕的現象是，只有27.71%的大學生在課余時間鍛煉身體。調研報告稱，大學生缺乏體育鍛煉，且知道鍛煉身體很重要，但就是不喜歡參加體育鍛煉。
令人欣慰的是，調研還發現，96.67%的大學生能夠承受現實的壓力，并且能夠找到各自合適的減壓方式，運動健身和讀書聽歌、看電影等成為最常使用的減壓方式，分別占33.04%和25.14%。
近75%的大學生閑暇時間用于上網，19.3%的人把網絡自媒體作為最可靠的信息來源
和王可相比，就讀于北京一所非985、211高校新聞學專業的大四學生鄭力（化名）對網絡的依賴性更強。用他的話來形容：“沒了網絡，生活都會錯亂。”
鄭力給自己的“上網時間”算了筆賬：首先，除了睡覺和體育課外，手機幾乎不離手。他每天使用時間最長的軟件是傳說中的手機三件寶——微信、QQ和淘寶；其次，鄭力每天至少有3個小時沉浸在網絡游戲世界中，“打DOTA、踢實況”成為每天最放松的項目；此外，睡前看一集美劇也花費他至少1小時，這其中還不包括和女朋友微信交流的時間。
這一算，鄭力每天“全情投入”網絡的時間超過5小時，最多時甚至達到8到10個小時。
聯合課題組的調研數據顯示，有74.67%的大學生的閑暇時間主要用來上網，70.3%的大學生平均每天用來上網的時間超過兩個小時。
其中，和鄭力一樣上網時間超過5小時的大學生占了13.1%。其次，上網3小時左右的占17.9%，上網4小時左右的占10.7%。
從學歷分布上看，調研報告分析，專科生和本科生主要通過網絡獲取信息和進行娛樂，而碩士和博士生主要通過網絡獲取信息和進行學習。
課題組認為，新技術和新媒體在改變社會結構和生活的同時，也最大限度地改變了社會化過程中的大學生，微信、微博、數字音樂、在線視頻、電子商務等已成為當代大學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因此，課題組把如今的北京大學生定義為“與網絡深度融合的新一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網絡能給大學生的學習、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但其隨之帶來的隱患不可忽視。
調研數據顯示，58.5%的大學生會不同程度地將個人情緒帶到網絡世界中，19.3%的大學生認為網絡自媒體是最可信的信息來源，網絡自媒體成為在父母及親戚提供信息之后的第二大最可信的信息來源。
對于網絡世界的影響，王可自認為是“有控制力的”。這一點，是相對于她身邊眾多的“憤青”而言。
王可說，現在的大學生幾乎都有微博、微信、人人網和QQ空間，來自各個平臺的信息也讓人目不暇接。她發現，身邊總有那么一群同學的朋友圈和微博里，不僅曬有各種自拍、美食，也經常出現對身邊事和新聞“打嘴仗”和吐槽。
“我很佩服他們的語言能力，每天總有許多‘大快人心’的評論。但我也只是看看，幾乎不愿意加入討論，總覺得自己了解到的信息不準確，不敢隨便議論。”王可說。
鄭力也是如此。作為新聞學院的學生，他經常看到許多同學會因網絡上的一些負面消息而憤怒，甚至情緒十分激動。但他認為，很多同學在評論轉發時并未確認消息的真實性，一時的過激情緒會讓人失控，而辟謠信息卻往往得不到關注。
較高消費水平推高就業期望，過高的預期薪酬使就業單位望而卻步
作為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大學生在消費市場上占據的比例越來越大。那么，北京大學生的消費水平到底如何？
團北京市委的調研報告用具體的數字作了回答：一個北京大學生平均每月的消費支出是1481元。具體來看，消費800～1600元的占56.05%，800元及以下的占21.69%，1600～2400元的占14.48%。
報告稱，除了吃飯等日常硬性支出外，社交、娛樂、購物等非必要支出占有較大比例并呈上升趨勢。課題組綜合分析認為，與其他青年群體相比，北京大學生的月均消費水平普遍較高。
大學3年來，王可每周都要用手機APP記錄自己的消費情況。盡管沒有詳細到“一瓶水”，但幾乎所有超過20元以上的開支都有記錄。APP數據顯示，王可平均每月的生活費在2100元左右。
和不少女同學一樣，購物是王可最主要的支出。“其實，女生平常吃飯、零食等消費都不高，錢主要還是花在買衣服和化妝品上。”王可并不喜歡在淘寶上買衣服，一方面質量不好，另一方面也怕有“二手貨”。因此，她喜歡在商場里選擇一些普通牌子，“但北京物價確實稍高，所以這方面花費會多一些”。
此外，社交聚會是王可第二大支出項目。對于身為“社團活動積極分子”的她說來，避免不了要和社團里的伙伴們外出聚會。雖然聚會都是AA制，但根據她們平日的選擇來看，每人50元是比較適中的聚會標準。
談到經濟來源，王可說，自己大部分的生活費都是父母給的。但令她自豪的是，她每周會有一天在校外一家廣告公司做行政助理兼職，一個月大約有600元的報酬。
這一點也符合調研情況。調研數據顯示，在校大學生一般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家庭往往是其主要經濟來源。83.33%的大學生靠家庭支持，5.45%的大學生靠獎學金和助學金，4.47%的大學生靠校內勤工儉學。此外，33.96%的大學生校外兼職收入占了經濟來源的90%以上，校外兼職收入是大學生第二大經濟來源。
然而，課題組發現，高昂的生活成本帶來的問題是：它作為一大因素推高了大學生的預期薪酬。根據調研結果，大學生對于第一份工作的預期薪酬平均為6668元/月，而2013屆高校畢業生的初始平均月薪為4746元（引用數據），相差近兩千元。
課題組分析判斷，過高的預期薪酬使得很多單位對錄用大學生望而卻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學生就業難的現狀。
調研報告顯示，對于就業，大學生普遍希望留京工作。他們傾向于收入高、工作環境好的外企或國有性質單位，近半數人不愿意去西部和基層工作。
與就業期望值高相對應的是，大學生對于自身知識和能力儲備相對不足也有比較清晰的認識。在造成就業困難原因的調查中，選擇比例較高的為“期望值太高”和“知識能力儲備不夠”，分別占22.73%和21.47%。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當下最熱門的創業，大學生總體持肯定態度。具體來看，62.32%的大學生認為創業是一種積極的職業觀，但也有27.69%的大學生認為只有少部分的人能夠成功，表現出了他們對創業失敗的擔憂。
追求個性但不放棄集體，對于社會公平問題并不盲目
追求個性無疑是當今大學生最主要的特點，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會放棄集體。一個樂觀的現象是：他們非常注重“同輩圈”。
前段時間，微博一個很火的話題 “感謝室友不殺之恩”，用于調侃由于個性問題帶來的宿舍矛盾。鄭力發現，雖然每一次“慘案”發生總能在微博上激起討論和關注，但他依然認為，這是再極端不過的案例。
在鄭力眼里，“舍友之間避免不了一些摩擦和矛盾，但大家基本睡一覺起來又繼續打游戲，絲毫不受影響。盡管現在每個人都特‘個性’、‘另類’，但當處于宿舍、班級這樣的集體時，我看到的，多數同學都能適應其中。”
鄭力的想法得到了調研數據的支持。調研報告稱，大學生交往人群相對較為固定，且交往密切的群體主要是同學和舍友。其中，在交往比較密切和非常密切的人中，同學占88.3%，舍友占93.5%。可見，大學生具有良好的宿舍關系，逐漸形成擬親人的同學關系，對于大學生的學習和成長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在對于“您的朋友中最多的是哪一個類別”的問題上，回答同學的占87.9%。對比其他青年群體回答同學的比例，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青年為83.5%，市屬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為77%，高校青年教師為77.2%。課題組由此發現，大學生群體和與之對比的幾類青年群體，大學同學和室友已經成為他們結交朋友的第一選擇，而大學階段更成為其未來形成穩定的朋友圈的重要時期。
王可認為，90后乃至95后，雖然有著時代帶來的個性化特征，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不會像高中時那樣不懂事，因為一些小的觀點分歧去孤立某個同學。相反，如果有同學‘游離’在集體之外，反而班干部會主動去了解和幫助他。”
她還說，現在社會上給90后貼上“問題”標簽其實很不公平，其實90后不僅“玩得好”也“靠得住”。他們對于許多重要問題會理性、客觀地解讀；他們追求個性卻并不盲目。對此，調研報告也提到，大學生關注社會公平問題。有48%的大學生認為收入高的人應該繳納更多的稅。調研組認為，這反映出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他們對于社會公平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并不盲目。
此外，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大學生對于十八大以來黨的領導集體持有積極肯定的態度，關注治國理政思想、黨的政策方針，有近60%的大學生“非常想加入”或“想加入”共產黨，超過85%的大學生以身為中國人而感到驕傲，對國外文化產品和國際局勢保持清醒認識和判斷。
關于中國夢，超過半數的學生表示“非常了解”和“比較了解”，近75%的大學生認為中國夢一定能實現。
對大學生“宅文化”不妨多些寬容
王鐘的 《 中國青年報 》
一個北京大學生可能有這樣的“標準”面貌：上網、睡覺和社交是他最主要的課外活動；看美劇、逛淘寶是睡前“功課”；“打DOTA、踢實況”成為每天最放松的項目。共青團北京市委聯合課題組的數據證明：有74.67%的大學生的閑暇時間主要用來上網，70.3%的大學生平均每天用來上網的時間超過兩個小時。用一個流行詞來說，就是“宅文化”在大學生群體中獲得廣泛認可。
一味的“宅”有很多壞處。比如調查顯示，只有27.71%的大學生在課余時間鍛煉身體。一些體測數據也表明，大學生的身體素質呈現下降的趨勢。而且，主流社會似乎并不認同這種“宅文化”，前些年“網癮少年”是一種邊緣群體，而現在的“二次元人類”（“二次元”意指日文中的“平面世界”）也是一種相對封閉的亞文化。還有很多人認為，大學期間不接觸社會，走上工作崗位后可能遇到人際關系問題。
不過，課題組給出的中性定義，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宅文化”群體——“網絡深度融合的新一代”。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宅”比另一些“宅”更有意義。前些天是世界讀書日，有媒體從圖書館借閱量下降來論證大學生讀書少了，這種論證忽略的是網絡閱讀的悄然增長，很多大學圖書館用于購買電子資源的經費已接近紙質資源。不少大學生也習慣于通過網絡關注時事，一些網絡話題的激烈辯論，展現出他們“接地氣”的社會參與度。
網絡改變生活，當然也改變大學生的生活姿態，“宅”并不是一個非好即壞的概念。比如，對大學生創業來說，互聯網已經成為最好的平臺，“宅”在網上似乎并不壞。而學習的概念也早就不局限于課堂，看看“知乎”、“果殼網”等知識類網絡平臺，就能明白大學生不僅通過網絡提升自己，也能通過網絡傳播知識、影響他人。即便是運動，使用運動類應用軟件，通過手機與好友分享運動記錄，不僅是一種社交方式，也讓運動變得更有意思。
對“宅文化”多一些寬容，或許是理解和幫助大學生成長的合理態度。
既然那么多大學生在網上
那就在網絡上提供更多良性選擇
本報記者 諸葛亞寒 《 中國青年報 》
26.6%的大學生面臨學習困難，70.3%的大學生平均每天用來上網的時間超過2個小時，58.5%的大學生會不同程度的將個人情緒帶到網絡世界中，19.3%的大學生認為網絡自媒體是最可信的信息來源…… 共青團北京市委聯合課題組針對北京大學生群體1%抽樣調查的這組調研數據引起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少年工作系劉衛兵副教授的注意。
對于這一點，劉衛兵認為，中國大學校園里有就業指導中心，但擁有學習指導中心的卻非常少。與此不同的是，在許多發達國家的大學校園里，學生通過電話就可以聯系學習指導中心預約研究生進行每周1到2個小時的輔導。
“我國大學教育并沒有普遍實行助教制度，從主講到助教、包括期末閱卷都由老師完成。所以，老師對于學生學習的指導肯定不夠精細，這個問題是需要想辦法改進的。”劉衛兵說。
劉衛兵注意到，與大學生面臨學習困難所相對的，是大學生的上網時間很多。
調研數據給出了具體的數字：70.3%的大學生平均每天用來上網的時間超過2小時。其中，上網3小時左右的占17.9%，上網4小時左右的占10.7%，上網5小時及以上的占13.1%。而大學生用于參加學習培訓的課余時間僅為10.07%。
這個數據，在劉衛兵看來，“總體上有些偏高了”。他認為，如果倒退10年，每天上網5小時都可以被認為有網癮嫌疑了。
“一方面抱怨學習壓力大，一方面又有大量時間上網，這說明大學生自身就是一個矛盾體。”劉衛兵說，網絡上有很多類群體，如果大學生在學習上面臨壓力，完全可以進行“網絡求救”，“但似乎他們缺少這種網絡求助上的互動。”
另一個讓劉衛兵關注的數據是：58.5%的大學生會不同程度地將個人情緒帶到網絡世界中。
“個人情緒的帶入表現在大學生非理性的情緒化和從眾心理上。”劉衛兵認為，網絡上總有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謠言的信息，但它們很容易以一種貌似正義的方式引起雪花式的快速傳播，這會激起大學生基于“義憤”的表達，“最關鍵問題在于，他們不會去求證。”
“有豐富社會閱歷的成人，即使看到扣人心弦的消息，轉發時也會去琢磨是真還是假。而情緒化的大學生所選擇的東西往往都是非正規的，可能會走向灰色地帶。”在劉衛兵眼里，雖然有時候大學生為了幽默、搞笑而進行調侃和減壓，但必須重視的是：不是所有事情在網絡上都可以進行調侃，也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娛樂化。
更令人擔憂的是，19.3%的大學生認為網絡自媒體是最可信的信息來源，而網絡自媒體也成為在父母及親戚提供信息之后的第二大最可信的信息來源。對此，劉衛兵認為，網絡信息雖然豐富但其準確性無從考量，甚至有些消息連源頭都找不到，“信息傳遞還是需要通過主流的媒體，不能過多依靠新媒體。”
劉衛兵建議，未來，我們應該增加青年網絡互動影響，形成有價值的網絡互動和社區，“既然那么多學生在網上，那就在網絡上給他們提供更多良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