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陽
再過幾天，6月17，香港立法會將要討論、表決香港政改方案。各種各樣的議論，再一次聚焦香港。
香港政改似乎真的到了“山窮水盡”的境況。
還有可能出現“柳暗花明”、甚至“皆大歡喜”的局面嗎?
現在，香港能夠做的唯一的可能，就是6月17香港立法會開會之時，能夠提出一個動議：
——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8-31決定能否修正?
這個問題當然不是香港政府和香港法院所能解決的。所以，希望香港立法會能夠通過這個動議，直接提交給“全國人大”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然後，就可以宣布“暫時休會”，等待答複。
我相信，這樣的“動議”不僅對香港政改、而且對促進中國“依憲治國”，都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2015/6/11
[附上我去年底寫的一篇文章，供關心香港政改的朋友們參考。]
下好“香港政改”這盤棋意義非凡
最近一個多月來香港“占領中環”引發了轟動世界的香港政改運動。
作為“實現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實現共和”的鼓吹者，我自然也很關心“香港政改運動”。現在，香港政改似乎“山窮水盡疑無路”。能否“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我看來，下好“香港政改”這盤棋意義非凡。
我們應該有“新的大局觀”，下好香港政改這盤棋。。
一、香港曾經是老中國“屈辱的象征”，在不久的將來香港應該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全面複興”的一個主要“標志”。
——回歸時的香港已經是具有相當高水平的“自由和法治”的社會，現在香港的政改目標，就是要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成為“高度民主自治”的特別行政區。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自信把香港從英國管治下的“東方之珠”發展成為一顆更加光彩奪目的“中國的世界明珠”。
二、香港政改，棋盤雖小，格局極大。這是上下左右遠近內外“全球高手”參與的“世界大博弈”。
——我們不應該“害怕”什么“香港版的顏色革命”。香港本來是什么顏色?我們不應該害怕其他國家“說三道四”，恰恰相反，我們應該歡迎他們、尤其是英國美國這些國家“說三道四“，要虛心學習他們的經驗教訓。我們也不應該害怕什么“陰謀”“陽謀”，恰恰相反，正是在各種“說三道四”、“陰謀陽謀”之中，才越能激發我們的聰明才智和潛能，才能越發顯示我們有參與“世界大博弈”的“超一流”的膽量和智慧。
三、香港最近一個多月出現因“占領中環”所導致的上下左右遠近內外廣泛參與的政改運動，應該看作不僅是香港人民、也是全中國人民真正“學會自由、學會民主、學會自治、學會法治、學會共和”的大實踐、大學校。
——我們從香港人民似乎被“撕裂”分化為“占中派”“反占中派”的激烈而又相當和平的對立之中、從各種傳媒各種新聞的自由報道、從大律師公會對“公民抗命”的解讀、從香港特區政府與學聯代表的理性對話、從香港警察的良好表現等等之中，獲益良多。尤其是在香港政改運動中我驚喜看到出現了不同於以往的“超黨派民主”的新形式。我們應該相信香港人民、全中國人民的政治素質都將從中獲得極大而又迅速的提升。
【一陽按：我們稍加分析便可明白，現在香港似乎很對立的“占中”與“反占中”兩大派，其實，他們有一個根本的共識：他們都贊成“2017普選”。
分歧在於：
——“占中派”認為全國人大常委“8-31決定”不是真普選，因此發起“公民抗命”，要求實現“國際標准”的真普選。
——“反占中派”認為應該先接受全國人大常委“8-31決定”進行普選，不贊成以“違法”的形式和損害市民現實利益的形式進行“公民抗命”，主張以後再完善。】
四、我很欣賞10-21香港政府和學聯代表的理性對話。
——這樣的對話應該成為“講道理”的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我希望香港在這方面能夠常態化發展多種形式、多種層次的對話。例如，“占中派”代表與“反占中派”代表的對話、香港與內地以及國際學者之間的對話、香港兩派代表與中央的對話(文革期間周恩來總理就多次與各地兩派代表對話)等等。
五、立足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香港政改一定會促使我們要深思“一國兩制”的內涵：我們能否超越“傳統社會主義”與“傳統資本主義”?
——盡管“蘇聯東歐巨變”之後，“社會主義”似乎已經遭到世界性的失敗、似乎已經沒有多少人對“主義”感興趣了。但是，香港的“一國兩制”，似乎可以說是“世界冷戰”的最後的、也許是最關鍵的“戰場”。
我們應該揚棄“冷戰思維”、超越“誰勝誰負”甚至“你死我活”的對抗性思維。
我相信，香港政改在“一國兩制”相互包容和融合的過程中，也一定會加速度促使我們“揚棄體系高揚精神”，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成為普適的、追求“社會實現共和、世界實現大同”的“新社會主義”。
六、與香港極大促進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一樣，我相信，香港政改同樣會極大促進中國包括政治方面的“全面深化改革”。這裏先說兩點。
第一：香港政改能夠促進中國“依憲治國”的健康發展。
——引發這次香港“公民抗命”運動的具體對象，主要針對的並不是香港政府，而是“8-31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解決當前“香港占中問題”的牛鼻子就在於“8-31全國人大常委決定能否修正”?
這當然不是香港政府能夠解決的問題。我們應該揚棄所謂“中央權威不容挑戰”的威權思維，恰恰相反，我們應該正視我們的政治制度還是不完善的，香港政改熱烈爭論的這個問題揭示了我們確實存在如何在憲法框架內解決“中央或香港的某項具體決定是否恰當、甚至是否違憲”的制度缺陷。
這個焦點問題、這個似乎是“占中”與“反占中”兩派爭論的“死結”、香港政府和香港法院都確實無能為力解決的問題，在我看來，解決途經有二：
(1) 在現實制度之下香港向全國人大提起“訴求”——因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之上，還有憲法規定的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對“8-31決定”進行修正。
(2) 最好能夠推動中國盡快建立權威的“憲法委員會”來審理。從而極大促進中國“依憲治國”的健康發展。
【一陽按：我們要認真思考，“占中派”的主要訴求是什么呢?
他們的“公民抗命”其實並沒有完全否定全國人大常委“8-31決定”。“8-31決定”的四條，第一條“2017普選”、第四條“普選勝選者須經中央政府任命”，他們完全沒有異議。他們也並沒有反對設立“提名委員會”，反對的只是“50%”這個“門檻”，主張沿用已經成為香港“選舉慣例”的“八分之一門檻”。他們提出、並堅持在“提名委員會”提名之外一定要爭取增加符合“國際標准”的“公民提名”，即由“1%或5%”選民聯署即可獲得特首候選人的提名。
——他們這些自稱其實很“卑微”的訴求，我認為是合理的，建議全國人大或即將建立的“憲法委員會”能夠予以采納，對“8-31決定”作出相應的修訂。】
第二，香港政改能夠促進中國“城市民主自治”的加速度實現
——近年我一直鼓吹中國最適合的政治改革一大目標就是實現“城市民主自治”， 我也曾非常希望深圳、廈門。重慶等城市，能夠與香港同步試行“城市民主自治”。我衷心希望香港能夠成為中國甚至是世界性的“城市民主自治”的典范，在“香港政改”實踐基礎上能夠制定全國普適的“城市民主自治法”，從而加速度推動全國全面實現“城市民主自治”。
七、香港能否成為中國、甚至是世界性的“城市民主自治”的典范?
——香港離2017普選還有兩年，香港政改方案，還有討論修正完善的時間和空間。我一直主張中國的政改要“理論設計優於實踐施工”，所以我希望香港政改能夠事先制定一個能夠超越現行所有模式——“既符合國際標准又有中國元素、既圓融又普適、既能化解當前紛爭又能長治久安”的方案。
我在這裏提一個方案“拋磚引玉”，供大家參考。
立法：由香港政改小組起草“香港特首選舉法”(草案)，咨詢各方意見，獲香港立法會通過後，提交全國人大審議批准。
要點是：
1、2017開始實行普選
2、每個公民都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提名權。
3、有意參選特首者必須事先表明“自願”參選
4、建議將一次性的“提名委員會”改為制度化的“政治協商會議”
5、特首候選人提名：
(1) 有政治協商會議八分之一贊成票或(2)有1%公民聯署者，即可獲
提名。
6、獲得政協提名或公民提名者，由立法會表決，有四分之一贊成票，即可成為正式特首候選人，人數不限。
7、特首候選人之間公平競選之後，全民普選，獲最高票數者勝選。
8、特首普選勝選者，獲中央政府任命。
最後，我想向“占中派”同學們提一點建議：一個多月了，你們已經為爭取香港“理想的民主自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希望你們在直接或通過香港政府向全國人大或國家主席提交一份寫明主要訴求的“請願書”之後，能夠高高興興幹幹淨淨退場——應該給上下左右遠近內外關心香港前途的人們、特別是全國人大和國家主席以時間思考，怎么下好香港政改這盤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