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名士能評水，自古高僧愛斗茶。」這是清代書畫家鄭板橋為揚州的青蓮齋寫的一副對聯，恰好道出了在茶事發展的歷史中兩種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一是僧人，二是文人名士。

　　飲茶的普及與佛教有些關系。《封氏聞見記》記載，唐玄宗開元年間，許多人跑到泰山的寺院中學禪，習禪的過程當中不能吃晚飯，夜里不能睡覺，但可以喝茶。於是又困又餓的弟子們不停地喝茶，結果都養成了深深的茶癖，以后他們再把這種癖好帶回各自的家鄉，中原各地從此風行飲茶。

　　僧人茹素，與酒無緣，這就逼迫著他們尋找一種合適的飲料，以消永日。這種飲料既要有美好的滋味，又能提神醒腦，還不違背禁律，非茶莫屬。另一方面，崇寺大廟通常遠離市井，處在深山荒野，那里正是茶樹生長的地方。僧人們不必為俗事操勞，每天有太多的時間與茶樹接觸，琢磨試驗。許多茶樹的發現和培育，許多茶品的焙制，都有他們的貢獻。在一些名茶的焙制過程中，僧人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焦坑茶、虎丘茶、松蘿茶、蒙山茶、雲霧茶、武夷茶等等，明代人最喜歡的岕茶中，頂級品稱為老廟后、新廟后，與僧人的關系一望而知。

　　《墨客揮犀》記載，建安能仁院的僧人采造一種巖茶，名為石巖白，是武夷茶中的精品，每年只能造出八餅，大部分貢獻給都城之中的權貴。一些名茶所在的地方官員，要以此結交上司，也是大肆逼索，讓擁有這些名茶的寺院僧人苦不堪言。蘇州虎丘寺的僧人就因為不堪官府威逼，怒而剷除寺院的茶樹，讓著名的虎丘茶從此消失。

　　文人雅士對於茶事的貢獻，主要表現在文字方面。茶有君子之風，含蓄內斂，因此成為文人喜歡吟詠的物事。他們留下的茶詩與茶詞數量很多，流傳很廣，比如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的詩句「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杜牧的「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盧仝的「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等等，膾炙人口。宋代蘇軾的詞「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黃庭堅的「龍焙頭綱春早，谷簾第一泉香」，李清照的「酒闌更喜團茶苦，夢斷偏宜瑞腦香」等等，也廣被傳誦。

　　詩詞之外，更多與茶相關的文字載於文人的專著和筆記之中，數不勝數，比如陸羽的《茶經》、張又新的《煎茶水記》、蔡襄的《茶錄》、黃儒的《品茶要錄》、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田藝蘅的《煮泉小品》、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冒襄的《岕茶匯鈔》等等。摘取其中的文字出來，就是一篇篇精緻的小品文，關乎茶，關乎水，關乎茶事，關乎茶器，關乎品題鑒賞。

　　書寫的同時，文人雅士也親力親為，宣揚和創制自己喜歡的茶品、茶具，宣揚自己的茶藝經驗。蘇軾無心镕詠的一句「浮石已乾霜后水，焦坑新試雨前茶」，讓江西一種名氣不大、滋味苦硬的焦坑茶名聲大振。相比之下，黃庭堅對於雙井茶的宣揚，目的性就要明確得多。他以一己之力，通過向友人饋贈、詩文題詠等方式，硬生生把江西老家一種名不見經傳的雙井茶搞得天下聞名，而且流傳千古。

　　明代學者李日華在江西任職時，發現廬山茶的品質極佳，當地僧人采造方法不當，焙制出的廬山茶很難喝。李日華借鑒江浙一帶的制茶方法，整理出摘造、烘焙、保管的步驟，讓僧人鐫刻在崖石之上。明末清初的張岱與自己的叔叔一起，借鑒松蘿茶的焙制方法，用日鑄的茶芽焙制出蘭雪茶，品質精良。清代的陳鴻壽，學習時大彬的造壺方法，自制砂壺，名聲響亮，號為「曼壺」……于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