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大學是社會的縮影；那麼，近日的港大風波，不同立場人士之間的互相攻訐，則無疑反映了香港的泛政治化程度。

　　沖擊行為應予譴責

　　學生占領會議廳，豈不是似曾相識的畫面？事實證明，「占中」鼓勵了「公民抗命」，亦即反建制、反規矩（反法律）的橫行無忌的示威文化，示威行動擁有超越一切的凌駕性，拙文《不容示威文化橫行無忌》已有論述（詳見2014年6月10日《香港商報》A02）。隨著有關思維的不斷發酵，「占中」由起初高舉「愛與和平」到否定「和理非非」，后來還催生了「以武制暴」的意識形態，既然包括法律等外在的限制都可公然違反，則內在道德觀的崩塌只是遲早問題，拙文《禮崩法壞的抗爭浪潮》也有言及（詳見2015年3月11日《香港商報》A02）。當中，大學生作為箇中主要旗手之一，無疑也是有關思維的傳導者、執行者，以為他們免疫於此絕對是個美麗的誤會。所以，學生占領會議廳，實在是可以預期的一個現象。雖然，事件中涉及其他政治勢力，但在學生會會長本人也公開推崇「以武制暴」的前提下，這還存任何為學生護短的空間嗎？有人便擔心，將來或恐出現占領醫院、占領法院等行為，這的確是不足為奇，也是值得社會各界高度警惕的。這就是校園政治化及「占中」所遺下的后果。

　　占領會議廳事件尚有一事必須一記，就是有校委在混亂中受傷倒地，不過學生卻質疑是「插水」造假，因而阻撓將傷者送往救護車，過程中更有人投擲膠樽襲擊事主，到事后網上則即時出現大量「惡搞」圖片，拿懷疑受傷的事主來開玩笑以至抹黑，情況至近日才稍稍收斂，但原因卻未必基於醫生報告證實傷勢，而是可能單單感到惡搞潮流已過罷了。其實，混亂中感到不適者不只一人，另外還有校委亦疑因遭受禁錮而呼吸困難，最后亦須送院。類似的阻撓救護行為，以及類似的惡搞抹黑，又豈不同樣似曾相識？泛政治化的可怕之處，乃是「對人不對事」，受傷、受襲與否均非重點，重點唯有對象的政治取態，政見不一的話就要以敵人視之，繼而對其作出通盤的否定，這包括人格否定、傷勢否定等等，而政治抹黑則屬箇中的強化工作，反正就是要黨同伐異、排除異己。這也是「占中」后社會分化撕裂至校園層面的一個政治化結果。

　　放諸大社會，占領立法會會議廳、阻撓立法會議員進出會議廳便是違法行為，因為法律確保議員投票的自由意志不受外界干預，而占領法院更是藐視法庭和妨礙司法公正，兩者依法都要監禁。倘若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占領會議廳的行為也須考慮引入懲罰機制。至於襲擊事件，則無論身處何地，施襲者都必須受到法律監管及制裁。

　　學生的沖擊行為毋庸置疑應予強烈譴責；至於學生的憤慨情緒，話說回來某程度值得理解，惟也須予以開導。

　　制度保障院校自主

　　於今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下，任何事情均易以政治眼鏡觀之，大學高層變動的任免問題便是一例。

　　首先，校務委員會作為港大最高權力機關，遴選委員會所作的任何推薦建議，均必須得到校委會的通過與任命——情況就如行政長官選舉，勝出普選者仍須獲得中央任命——有關任命權是實質的，這不是橡皮圖章，即使過往所有推薦建議均獲通過，也不代表將來的所有建議也獲通過，慣例不等同法例，這就是校委會的既定權力。

　　其次，「等埋首席副校」的情況亦與此類同，校委會絕對擁有權力作此安排。如前所述，過往經驗不必影響今日決定，以往無須等待不代表今日無須等待。畢竟，遴選委員會的推薦建議存在滯后因素，期間不但發生了「占中」等事件，亦出現過捐款爭議，校委會因應最新情況而要更多時間來考慮，基本上是合情合理，而由於校委會本身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因此要「等埋首席副校」再作決定，同樣是無可厚非的。

　　至於要說政府以至中央作出干預，其實在制度上已有措施保障大學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一方面，《基本法》已經白紙黑字寫明，香港居民擁有學術自由，如有違反的話，有關方面盡可循司法制度進行司法覆核，不應該也不必透過政治手法來捍衛。另一方面，查看港大校委會的組成，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委員人數不足一半，而現屆政府委任的委員更僅得一人，特首又如何能夠干預校委會的決策？情況就如議員由選民選出，就須向選民問責；其他校委會委員不由特首委任，就根本無須向特首問責。

　　可以看到，制度建設上已經確保了院校自決和學術自由。進一步言，校委會之中有兩名學生代表，則是將學生意見引入大學決策的一大體現，雖然，學生代表所握兩票不足以完全影響大學決策，情況就如特首代表占比不足一半般，但這實乃加強保障學生利益而又不為民主而民主的適切做法，始終學生未必有足夠專業水準管治學校，拙文《學生選校長，合適嗎？》已作論說（詳見2015年5月20日《香港商報》A2）。

　　說到底，香港社會已夠泛政治化了，甚而嚴重影響了一般的合理思維。「以武制暴」適切嗎？制度建設是否有漏洞？社會上的各個持份者，應該怎樣確保大學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如果一日沒能袪除政治化思維，社會各界均難好好思考有關問題進而得出圓滿答案。（李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