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國新辦的政策吹風會上，財政部稅政司司長王建凡介紹稱，未來將進一步完善稅收政策，減輕小微企業稅負。此前不久，中金公司也發布研究報告稱，2014年中國宏觀稅負高達37%，已經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平均在30%-35%之間)。

　　自從本世紀初《福布斯》雜志推出“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以來，宏觀稅負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按照這個排行榜，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由於“稅負痛苦指數”只是按照各國稅制規定的最高邊際稅率為計算依據，因此並不能反映實際的稅負水平，其科學性受到廣泛質疑，這一指數也於2012年停止發布。

　　雖然這個指標並不完美，但由於在國際比較時用的是同一個標准，因此仍然具有高低判斷的價值。

　　從本質上看，宏觀稅負表明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民眾在一定時期內為獲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而承受的財政負擔。在現實中，由於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時所籌集的資金不局限於稅收，僅僅用稅務部門征收的稅收收入數據計算出來的宏觀稅負並不能反映出民眾的全部財政負擔。因此，用宏觀財政負擔來表示政府的收入規模可能更為合理。宏觀財政負擔可以把民眾繳納的稅收、各種收費(基金)、罰款和債務，甚至政府從事經營活動所獲得的收入等都應包括在內，唯此才能在整體上真正反映出民眾購買政府服務的代價。

　　但是，比較各國宏觀稅負，卻不能簡單地看宏觀稅負的數據本身的高低。衡量宏觀稅負水平的口徑有大有小，若要比較，就得保持比較口徑的一致。例如，在很多國家，社會保障服務是通過繳納社會保障稅來獲得的，而我國民眾繳納的是社保費而不是稅，這樣在國際比較時就需要對比較的項目進行調整。而在國際比較時，還需要弄清楚跟誰比的問題。由於不同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有高有低，我們不能選擇性地“比高不比低”或“比低不比高”。

　　這是因為，宏觀稅負問題的本質是公眾購買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高低，因此在宏觀稅負的國際比較中，除了比較口徑的一致外，還需要公共服務范圍和水平的可比性。

　　如果用一個公共服務范圍小、水平較低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和我國進行比較，就會得出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太高從而可以減稅的結論;如果用一個公共服務范圍大、水平較高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和我國進行比較，就會得出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低從而可以加稅的結論。這樣的宏觀稅負比較很容易誤導公眾和決策者，因此保持公共服務水平的可比性與比較口徑的一致性，在判斷一國宏觀稅負水平高低時同樣重要。

　　當宏觀稅負高低問題只在一國范圍內判斷時，如果是動態的曆史比較，那么也同樣會涉及不同時期比較口徑和比較對象的一致性，與國際比較類似。而當進行靜態判斷時，宏觀稅負數字本身同樣不能說明問題。

　　因為只要這個宏觀稅負水平是公眾認可和接受的，就無所謂高低。就好比有人花幾十萬買了一輛他滿意的汽車或者花幾百萬買了一套滿意的房子那樣，花多少錢並不能說明負擔輕重，只要物有所值，就不覺得重。反之，若花的錢不多，但購買的物品質量低劣，也會覺得負擔重。一國宏觀稅負的高低判斷問題，與此同理。 （作者：朱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