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市場震蕩追根溯源無論如何也談不上是“中國制造”；對一個生氣勃勃的新興大國而言，就算是貨真價實的經濟金融危機沖擊，也未必就能打斷這個國家崛起的步伐。
■回顧歷史，一個新興國家成為國際經濟危機策源地并不一定意味著其崛起進程夭折，其結果取決于這個國家是作為國際經濟增長中心而成為國際經濟危機策源地，還是單純因為難以承受內外沖擊而率先爆發危機。在前一種情況下，只要應對得當，作為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新興大國發生一時的經濟震蕩，反而可能成為展現其經濟影響力的契機，典型如19—20世紀的美國。
■今日之中國并不是國際市場震蕩的被動承受者，而是國際經濟增長中心。中國政府行動能力本身就相當強，決定了中國更有能力妥善應對當前的一時經濟波動。不僅如此，中國政府的改革決心和進展進一步加大了中國妥善應對當前經濟波動、化危機為契機的幾率。
近幾個月的中國經濟減速和市場震蕩是否標志著中國大步“趕超”進程的終結乃至逆轉？在各國首都和經濟中心，在各國財政部、中央銀行、總理府、總統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等主要國際金融組織，在主要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在內部會議中，在公開媒體上，這都是一個討論得相當熱烈的話題。一批機構熱議世界或將遭遇“中國制造”的衰退風險；美聯儲9月會議決定暫不加息時對中國經濟走勢表示關切；更有某些高唱“中國即將崩潰”十幾年的人似乎看到了自己預言實現的希望；某些西方媒體刊發文章，斷言中國奇跡正在終結，中國進一步“趕超”的希望已經斷絕；還有的國家把這當作自己“彎道超車”趕超中國的大好時機，竭力自我兜售。
然而，且不談中國發生的僅僅是一時的市場波動，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市場參與者過度反應導致中國“躺槍”；且不談當前的市場波動源于此前延續近10年的美日貨幣政策過度寬松和初級產品周期變動，導致其他主要新興市場2013年以來就不可避免接連發生巨幅市場震蕩，進而不可避免對中國產生一定的金融危機傳染沖擊，最近的市場震蕩追根溯源無論如何也談不上是“中國制造”；對一個生氣勃勃的新興大國而言，就算是貨真價實的經濟金融危機沖擊，也未必就能打斷這個國家崛起的步伐。回顧美國大國崛起的歷程，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當年的新興國家、獨立后長期被視為歐洲經濟殖民地的國家，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經濟危機侵襲中一步步發展壯大起來，最終成為無可爭辯的頭號超級大國；后起的德國同樣是在一次次危機沖擊下超越老牌工業化國家英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工業大國。
美國正是在一次次“美國制造”
的經濟危機侵襲中發展壯大起來
近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第一場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始于1825年，在當時唯一的全面工業化國家英國爆發，隨后波及美國、歐洲大陸和剛剛獨立的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國家。到1836年第二場國際性經濟危機中，美國就取代英國成為危機引爆國。這一年7月，美國杰克遜政府通令制止在購買國有土地中出現的投機活動，在西部多州引發大面積銀行擠兌和破產，一批商業和工業企業隨之垮臺，隨之波及英國，導致1837年英國對美國出口銳減近2/3，一批對美國進口商大量放款的大銀行由此陷入債務危機，企業破產數字比1825年猛增64%。
1847年，英國“奪回”危機策源地地位，糧食投機引發了大面積金融危機，進而席卷英國所有主要產業部門，并波及歐洲大陸。到1857年秋，美國成為第一場世界性經濟危機的中心。上年秋季在法國、德國冒頭的金融危機正是在美國全面升級成為系統性金融危機，成千上萬家公司接連倒閉，整個銀行系統幾乎全面癱瘓。美國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很快就在當時的國際金融中心英國引爆了世界性的系統性金融危機，一批向美國企業大量投資的公司和銀行率先垮臺，進而蔓延到世界各地的英資企業，從歐洲大陸的法國、德國到亞洲、拉丁美洲，皆未能幸免。在這場經濟危機中，占當時世界工廠工業4/5的英、美、法、德成為重災區，其中又以美國工業受創最為深重。根據年度材料，美國冶金工業和紡織工業減產約20%—30%，鐵路建設減少50%，造船量減少75%。在德國，棉紡織工業生產在1857年減少28%，機械制造和冶金產業也大幅度下降。
在上述歷次危機沖擊中，美國不僅實體經濟部門蒙受重創，也留下了極為糟糕的國際信用記錄。在19世紀40年代初的大蕭條（“饑餓的40年代”）中，面值1美元的美國州政府債券市價跌落到0.5美元，賓夕法尼亞、密西西比、印第安納、阿肯色、密西根5個州和佛羅里達整州不能按時付息，一些州組成債務人卡特爾聯合廢債。直至20世紀90年代，密西西比州仍未償還150年前的債務；直到現在，當年美國與英國債權人的償債糾紛仍然余波未盡，當時的英國投資者臭罵美國人是騙子、流氓、忘恩負義之輩，更是不言而喻。1842年，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對美國財政部的代理人怒吼道：“告訴他們你已見到歐洲金融最具權威的人，他要你告訴他們一美元也甭想借到，哪怕是一美元！”大文豪查爾斯·狄更斯也忍不住在作品中冷嘲熱諷地描繪了一場噩夢，夢中吝嗇鬼的全部英國資產都成了“可憐的美國證券”。當時的知名牧師悉尼·史密斯因投資賓夕法尼亞公債被套而在《倫敦晨報》上這樣嚴詞抨擊美國：“對有些國家來說，真應該像對個人一樣，要有一個瘋人病院……美國是個不能與之締結契約的國家，因為它一個契約也不遵守。美國的社會生活基礎不穩，缺乏守信用的因素，人們寧愿出丑事——不管其多么大，也不愿承擔賦稅——不管其多么輕。”他寫道，在倫敦的宴會上只要一遇到來自賓夕法尼亞的美國人，他就會感到“上來一股力量，想一把抓住他，請他出去……這樣一個家伙，在一席英國人的宴會上，竟然能坐得下來，絲毫不感到他對在場的每個人欠了兩三個英鎊的債。我簡直不能想象這種事。他無權與誠實的人進餐，正如麻風病患者無權與健康人一道吃飯一樣。”
為挽回損失，當時英國債權人幾乎無所不用其極。1845年，巴林銀行與喬治·皮博迪（倫敦知名美籍金融家，華爾街老牌貴族投資銀行Kidder Peabody公司奠基者，兼有馬里蘭州政府特派員身份）共同設立了用于收買官員的基金，甚至拉攏牧師在布道時大力鼓吹契約神圣，著名演說家、政治家丹尼爾·韋伯斯特也接受了他們的賄賂，就償債問題發表演說。巴林家族在馬里蘭為此花費了1.5萬美元。在賓夕法尼亞州，巴林銀行如法炮制，通過其代理人塞繆爾·華德組織了一連串“類似禁酒運動那樣連續不斷”的抗議活動。在英國債權人的支持下，贊成償還債務的輝格黨人在馬里蘭、賓夕法尼亞州順利當選，并重新償還了州政府的債務。
正因為不止一次留下了這般歷史記錄，曾任肯尼迪總統特別助理的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才如此尖刻地評價美國通過基金組織強烈要求的平衡預算戒律：“至于華盛頓堅持的財政純潔性，就一個曾以通貨膨脹、濫發紙幣和向國外投資者出售公債后又以拒絕償付的辦法為自己的開發籌集如此大量資金的美國來說，那或許是最不恰當的廢話。如果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準則來支配19世紀時的美國經濟，則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勢將推遲很長時間。對發展中國家宣揚正統的財政理論，我們有點兒像站在一位老妓女的地位說話，她現在有錢退休了，但卻認為，為了公眾道德應關閉花街柳巷。”
在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國際性經濟危機策源地、頭號重災區的這個時期里，美國經濟及其國際經濟地位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是美國工業化全面開花，遍及紡織服裝、鋼鐵、機械制造等各個領域。1815—1860年間，美國制造的產品總數增長了大約12倍，其總產值增長8倍，每個美國人得到的工業品數量增長3倍左右。為工業生產提供工作母機的機床工業發展得相當壯大，至遲在1830年代就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工業部門；工業生產機械化程度大大超過英國；19世紀初發明的標準化生產方式和流水生產線在這段時間里得到了大面積推廣，令英國來客們嘆為觀止。1857年秋美國成為第一場世界性經濟危機的中心，到1860年，美國制造業產量就已經位居世界第四。在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經濟危機沖擊下，在外國債權人的怒吼臭罵聲中，一個昔日的農業國不可阻擋地崛起成為工業大國。
1873年5月9日，維也納交易所爆發“黑色星期五”危機，股市暴跌，并很快波及歐洲其他交易所和紐約。1873年9月18日，持有巨額北太平洋(6.85 -3.25%,咨詢)鐵路債券的澤依-庫克金融公司破產，以美國為主要震源、德國次之的世界經濟危機全面爆發。在這場危機中，美國鐵路線增長率連續下降4年；生鐵產量從260萬噸下降到190萬噸；船舶下降約60%；機車下降70%以上；石油產量從5.1億加侖下降至3.8億加侖；紡織業生產下降10%；出口下降10%；進口連續下降4年，降幅36%；……危機第一年，美國企業倒閉5000起，整個危機期間共倒閉4.7萬起。在德國，生鐵產量連續下降3年，降幅18%，車床制造廠開工率在有的年份只有30%。相比之下，在這場危機的前幾年，美國和德國工業正在經受劇烈陣痛時，英國的主要產業部門仍然保持了增長勢頭，直到1878年，美國和德國的危機已經接近尾聲，英國才爆發經濟危機。
1882年，美國再次成為世界性經濟危機的主要策源地和遭受危機打擊最沉重的國家。在這場危機期間，1883—1885年間，美國修筑的鐵路線從1880—1882年的4.5萬多公里銳減至不足2.2萬公里；機車產量從2282臺下降至800臺，降幅64.9%；煤炭產量下降7.5%；生鐵產量下降12.5%；鋼產量下降10.7%；石油產量下降28.3%；棉花消費下降15.4%；出口減少13.4%；進口減少22%；……而且，這場主要發源于美國的危機蔓延到了英國、德國、俄國、意大利、瑞典、瑞士、挪威、加拿大、巴西、墨西哥、日本、中國、印度、澳大利亞、非洲。
1890年世界性經濟危機始于德國交易所危機，以美國危機程度最為嚴重。在這場危機中，率先引爆危機的德國股市下跌兩年之久，1890—1891年企業破產1.5萬起，鐵路建設規模萎縮60%。美國則于1890年、1893年兩次爆發劇烈的金融危機，1893年1—8月，工業股票平均市價下跌近一半，1893年一年里有600多家銀行和信用機構破產，商業破產案創造了1.5萬起的美國歷史紀錄。在危機期間，美國鋼產量下降18%，生鐵產量減少28%，路軌和機車產量分別下降47%和70%，1895年鐵路建設比1893年減少60%，金屬和金屬制品價格指數下降44%，紡織品價格指數下降26%。
1907年，美國再次成為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策源地。當年3月，美國證券交易所危機引發黑色金屬產品價格暴跌，并迅速傳染至倫敦、柏林等證券交易所。在這場危機中，美國工業生產降幅超過此前任何一次危機，以月度數字計算，鋼產量下降近60%，生鐵產量下降38%，機車產量下降69%，貨車車廂產量減少75%，新建鐵路長度縮短46%。危機爆發次年（1908年），新建筑合同減少23%，鋼托拉斯所屬企業一半以上沒有開工，失業率迅速上升，失業人數最多時達到五六百萬，為此前歷次危機所未見。
在美國一再成為國際性經濟危機主要震源的這個時期里，美國經濟及其國際經濟地位又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1880年代初，美國制造業已經躍居世界第一；1884年，美國制造業產值等于英國兩倍、歐洲各國總和的一半；1913年，美國工業生產總量等于英、德、法、日四國總和，占全世界1/3以上。至此，美國雖然仍舊是國際投資凈債務國，但已經為數年之后轉為凈債權國、世界最大債權國做好了準備。
1929—1933年，美國再次成為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策源地，而且是全球市場體系形成以來迄今最嚴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策源地。1929年6月美國工業生產開始下降，10月份美股崩盤，并迅速蔓延幾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但這場危機之后美國崩潰了嗎？沒有，美國經濟、金融反而在這場危機中真正展現出其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隨后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徹底取代英國成為對國際經濟、金融及其規則影響最大的國家。
中國有能力妥善應對一時經濟波動
所以，回顧歷史，一個新興國家成為國際經濟危機策源地并不一定意味著其崛起進程夭折，其結果取決于這個國家是作為國際經濟增長中心而成為國際經濟危機策源地，還是單純因為難以承受內外沖擊而率先爆發危機。在前一種情況下，只要應對得當，作為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新興大國發生一時的經濟震蕩，反而可能成為展現其經濟影響力的契機，典型如19—20世紀的美國。在后一種情況下，經濟震蕩就是單純的沖擊和大幅度的經濟社會倒退，如1980年代引爆全球性債務危機的墨西哥，1997年在東亞金融危機中率先倒下的泰國。
那么，中國屬于哪一種？毫無疑問應該屬于第一種。之所以如此判斷，首先是因為今日之中國并不是國際市場震蕩的被動承受者，而是國際經濟增長中心。新世紀以來，中國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大的貢獻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的中國在2014年全球實際GDP中所占份額（16.3%）已經超過了美國（16.1%），該組織預計2015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接近三成，又遠遠超過中國在2014年全球實際GDP中所占份額。正因為如此，近期中國市場震蕩引發全球市場大動蕩雖然是市場參與者過度反應所致，卻也無形之中凸顯了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系統重要性和宏觀穩定性相對優勢。如同1930年代的美國之于歐洲那樣，目前的中國還是美國政府最大的外國債主，這一事實進一步提高了中國的系統重要性和宏觀穩定性相對優勢。如果說此前很多人對中國經濟的系統重要性認識還不夠充分，那么，經過這次震蕩，大部分市場參與者已經認識到了。國際知名財經專業電視臺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調查顯示，截至北京時間8月27日上午9點47分，投票者中最關注美聯儲者占比45%，而最關注人民銀行者占比55%。盡管這可能只是小范圍的非正式網上投票調查，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市場參與者們的認識和情緒。在次貸危機中，當危機僅僅局限于美國市場時，資本逃離美元；當危機蔓延到全世界，資本逃向美元；中國也會日漸向這個方向發展。
之所以如此判斷，還因為中國政府行動能力本身就相當強，又在近年的反腐敗行動中得到進一步增強，決定了中國更有能力妥善應對當前的一時經濟波動。多少國家在應對經濟沖擊、特別是投機性貨幣攻擊之類外來沖擊時，不僅行動能力本來就虛弱，猖獗的腐敗進一步加劇了其資源的漏損，導致其各類經濟政策歸于失敗。相比之下，中國政府本來就強大的行動能力又因反腐敗而進一步增強，堵塞了許多經濟、政策資源的漏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長時期經濟繁榮的最壞副產品通常是分利集團的孳生壯大，抑制了創新和增長的活力，以至于在歷史上有時要通過戰爭才能擺脫這些分利集團的桎梏。顯然，中國近年的反腐敗為持續的經濟增長、最大限度發揮經濟增長潛力開辟了空間。
不僅如此，中國政府的改革決心和進展進一步加大了中國妥善應對當前經濟波動、化危機為契機的幾率。當初正是羅斯福的“新政”對大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深刻的改革，確保了美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上升趨勢沒有被這場起源于美國的危機打斷，隨后才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躍居資本主義世界無可爭議的霸主。相比之下，因黨派紛爭、國會無限期休會，印度旨在統一國內市場的《商品及服務稅法案》而無限期擱置，旨在降低非農產業征地成本和難度、降低地主食利階層不勞而獲攫取非農產業發展成果份額的《土地法》修訂案于9月1日宣布失效，修訂過度僵硬勞動法規的努力遭遇1.5億人大罷工狙擊，……我們不難看到中國政府的改革決心和進展之可貴，看到賦予中國這種自我改革能力的體制之優勢，進而看到中國持續大國崛起進程的希望。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