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改革手段最終都是為了讓多數國民過上有尊嚴的體面生活，任何不以國民福祉為目標的發展，最終都將成為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號。

　　10月26日到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即將召開。圍繞這次重要會議有一系列推測，如“十三五”的GDP增長速度、國企改革、地方差異化發展等，但最重要的議題顯然是法治市場，使資源公平而高效地進行分配。

　　中國的市場經濟如果基本能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多數國民的消費能力能得到提升，交易成本可以下降，即使GDP增長轉入中高速又有什么關系，經濟基礎強大不可撼動。

　　巴西經濟增速曾經堪稱奇跡，阿根廷也曾經是令人艷羨的富裕之國。但經過時間的洗滌之后，彩色油漆底下斑駁陸離。這些國家相同的是，貧富差距極大，并且沒有能力解決來自于權貴的輕松富裕之路，缺乏法律、稅收等制度建設能力。從本質上來說，這些國家權貴富裕階層就是國家經濟的天然做空者。

　　如果市場經濟不能走法治之路，低效的僵尸企業源源不斷地吸納廉價社會資源，利益分配不由能力、稅收決定，一個人能否成為富翁主要由政府與權力機關的意志決定，這樣的經濟不管名義增長達到多高，遲早要付出慘痛代價。

　　全球都存在貧富不均的問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讓人如鯁在喉。不必引用基尼系數等經濟數據，看看近幾年一些國家的移民在悉尼、舊金山、紐約購房的情況，就知道財富分配多么不均衡。財富不均還不是最致命的，依靠關系、地位與血緣，能夠輕而易地舉得到巨額財富，這才是經濟的巨大出血點。

　　從曾經的阿根廷經驗看，不公平地獲得巨額財富的人不可能具備責任感。當初的阿根廷富翁向歐洲轉移財富，他們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國。從本質上，這些人骨子里是阿根廷經濟的做空者，是財富到達地如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的做多者。盡管阿根廷是他們的財富之源，但也成為財富成本的承載地。

　　非法治的市場與權貴并存的格局業已造成系列發展難題，一方面市場成為少數上層權貴的資本操縱游戲，另一方面富裕群體在境內消費難以提升，形成明顯的消費替代，富裕群體紛紛跨出國門消費。正如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的研究證明，富裕群體消費鈍化，只有讓更多的人擁有消費能力，才能真正提振消費。

　　中國的高端消費也在向境外轉移。據新華網報道，奢侈品專業研究和顧問機構財富品質研究院今年9月發布《中國奢侈品報告》，2014年中國消費者買走全球46%的奢侈品，當年出境游人數為1.17億人，相比2010年的5300萬人大幅增加1.21倍，人均境外購物消費632美元。

　　這些論述似乎可以得出簡單的結論，剝奪權貴的財富是有理的。但是，筆者絕不贊同剝奪富人財富、更不會給移民貼上標簽。這樣做將離法治經濟越來越遠，離中等收入陷阱越來越近。

　　只有法治而公平的制度才能產生長期財富，才能讓由能力積累的財富生根發芽，讓發展的成本通過稅收等方式承擔。同時，使絕大多數國民成為中等收入人群，以便有效地提高消費，進而倒逼出產品信用與嚴格的標準。只有中等收入人群占主導的社會，才能談得上理性與尊嚴的生活。

　　從具體手段上說，“十三五”期間，地方的差異化發展要得到推進，國企的并購重組、混改模式會強力推進，而民間企業家的創新能力將受到極大呵護，對外開放進一步加強。

　　中國經濟發展不需要貼標簽，無論以新加坡方式運行，還是德國方式運行，或者綜合吸收各國所長，只要能夠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都是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