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報道稱，IMF計劃在11月做出判斷，是否將中國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關于人民幣加入SDR的討論，與人民幣匯率波動與機制改革，都使得人民幣國際化被賦予了更多的關注度。

　　人民幣國際化當前面臨新的機遇。一是我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雖然在發展中還面臨許多矛盾與問題，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規模領先的大型經濟體。當前實施的“一帶一路”等系列戰略，更是為中國模式的影響力提升創造了新的條件。作為我國綜合實力與信用等級的“縮影”，人民幣的全球地位提升也是必然趨勢。二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趨勢日漸明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際貨幣體系逐漸進入了新的“戰國”時代，美元主導地位逐漸弱化，一個“多極”的貨幣體系實際上有利于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提升與風險分散，人民幣的地位自然“應運而升”。三是當前國內金融機構與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但“大而不強”，同時海外對于“中國概念”的貨幣與金融需求日益增加，這些都將促使開放條件下的金融結構優化更加迫切，人民幣完全可能成為“中國概念”金融資產優化與市場繁榮的計價基礎。

　　同時，人民幣國際化也面臨突出的挑戰。

　　一是如何處理好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符號”與“實質”改革的關系。例如，作為牙買加協議時代IMF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SDR并不能算是一項成功的制度安排，其使用和實際影響力都有限。但是，作為貨幣一體化的歷史嘗試，其符號作用卻是深入人心。因此，對于人民幣來說，加入SDR貨幣籃子具有重要的“符號”意義和國際認同價值。而諸如深港通、QDII2 試點、放松外匯管制等政策，則可能在人民幣國際化中具有更多“實質”意義。

　　二是怎樣使人民幣國際化真正有利于實體經濟，服務于多數企業和居民的福利改善。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演變，往往會給金融市場帶來巨大的投資和盈利機遇，在此過程中也可能出現新的“金融泡沫化創新”，其中的投機或套利行為或許無助于服務實體部門和居民。換句話說，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要通過實現更高的透明度、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與公共選擇設計，避免這一過程成為特定主體謀取暴利的途徑。

　　三是如何構建市場化的人民幣全球流動機制。貨幣國際化的一個主要表現，就在全球范圍的相對自由流動和可兌換。人民幣要國際化，需要有可持續的人民幣流出與回流機制，這對于構建依托資本流動的人民幣“走出去”機制，以及豐富和提高國內金融產品的交易承載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是需要建立穩定、有效的國際化金融基礎設施。在人民幣國際化初期，我國跨境人民幣結算模式有代理行模式、清算行模式及NRA賬戶模式等，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也已推出。應該說，支付清算體系是金融基礎設施的核心內容，如何使這些設施服務于跨境金融市場的效率、穩定、安全與協調，都有諸多新的難題。

　　五是需要完善開放環境下的貨幣政策制定與金融監管。就貨幣政策來看，傳統外匯管理模式實際上壓縮了基礎貨幣投放的操作空間。隨著資本項目放開，貨幣政策將面臨更多的外部沖擊；就金融監管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如同一把“雙刃劍”，使得離岸人民幣市場可能會對國內貨幣穩定產生復雜而不可控的影響。面對這樣的形勢，動態金融監管能力亟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