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進香港政策研究？從目前實際情況來看，需要回答好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民間智庫為何成立？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先後成立了林林總總以民間智庫面目出現的研究機構，但是，至今仍然生存而有一定影響的屈指可數，原因是它們大多缺乏長遠目標。或者因人而設，於是，隨主事者過世或者離開主事崗位而消失。或者為某一位政治人物的某一階段政治生涯服務，於是，隨該政治人物退休而消沉。具商界背景的民間智庫，其命運完全取決於出資者的功利性。功利性或者是商業考慮，或者是政治考慮。這一類民間智庫的前途取決於有關功利目標能否實現。

 

　　最嘆為觀止而令人不齒的是前幾年一位自詡建制陣營第一健筆者出資拉扯的一個民間智庫，那一位先生湊集了一支不可謂不壯觀的陣營，拿去向香港的一位負責人邀功，說是這批人隨時能為他的施政護航，於是，換回來一個名銜。一旦目的達至，這個民間智庫就無疾而終。

 

　　最近，若幹舊智庫加強實力，若幹新智庫報名出世。它們都有濃重的為2017年行政長官競選服務的氣味，能不能將生命周期延續至2017年以後，是一個很快就要回答的問題。

 

　　總之，香港長遠發展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民間智庫。

 

　　第二個問題：大學為何缺乏關於香港的研究？

 

　　10月19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在《明報》「觀點」版發表《因子遊戲與社會責任》，該文立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為陳文敏被質疑學術水平而辯護，卻無意中道破了香港的大學忽視關於香港的研究的緣故。

 

　　所謂「因子遊戲」的「因子」是指「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後者由大學教員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被引用的次數來測算。陳健民批評：「香港的大學在玩這些『因子遊戲』時，其實消耗社會大量資源而未必對社會有重大貢獻。」「這種追求在最高『影響因子』的期刊發表文章的結果，是香港學者對本土研究卻步，大學在聘任年輕社會學教授時寧願『投資』在研究美國、中國或者跨國研究的學者，主要是看重其在高『因子』期刊發表文章的潛能。但香港的《基本法》、房屋、移民、民主化、身份認同、社會沖突、貧富懸殊、文化保育等等問題迫在眉睫，卻因為連紮實的基礎研究都缺乏而無法進入深度的公共對話和政策辯論。」

 

　　看來，香港的大學需要引進新辦法來鼓勵或刺激關於香港的研究。

 

　　第三個問題：特區政府如何開展政策研究？

 

　　「九七」前夕，港英當局成立中央政策組的動機和目的是什麼？這是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因為，它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前身。「平穩過渡」對特區政府政策研究有何影響？後者難道不需要與時俱進？特區第二、三屆政府中央政策研究組重視了解民情、把握民意，也吸收社會各界人士關於公共政策議題的意見，固然都是必須的。但是，延續港英政府成例，將政策課題繼續「外包」（out-sourcing），則是一個需要檢討的做法。

 

　　如果香港有一批優秀的民間智庫和優秀的大學研究人員，那麼，政府將政策研究「外包」可望產生好成果。問題是，香港至今缺乏那樣一個前提條件。承擔政府政策課題外包的顧問公司，將之當作一盤生意。

 

　　最後，還有一個政策解說的問題。例如，關於香港的土地供應是否充足，行政長官在競選時斬釘截鐵地稱香港不缺土地，但是，上任不久就強調土地供應嚴重短缺。這兩種說法其實都可以成立，關鍵在於有關說法是針對怎樣的具體背景。如果就香港已開發土地相對於香港土地總面積而言，那麼，關於香港還有足夠的土地可供興建住宅的說法是成立的。另一方面，如果僅就可以立即用於興建住宅的土地而言，那麼，香港的確面臨土地供應嚴重短缺的困難。

 

　　如果從競選行政長官開始就把上述既相區別又相關聯的意思說清楚，那麼，在土地和房屋供應問題上，香港居民對本屆政府有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會增加。究竟是政策研究之不足抑或政策宣傳之欠缺？抑或二者兼有？望政府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