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地時間16日，美聯儲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由0-0.25%上調至0.25%-0.50%。根據美聯儲的預期，2016年底利率可能達到1.375%，按每次25個基點的節奏計算，美聯儲明年可能加息四次。至2017年底，利率將達到2.375%，2018年底達到3.25%。美聯儲近10年來的首次加息，被形容為“世紀決議”。這是因為，美聯儲的利率政策直接決定著美元的強弱。基於曆史原因，國際貨幣體系以美元為主構建，美元是主要的國際計價單位，也是國際貿易支付和外匯交易的主要貨幣。全球范圍內，40%左右的一般交易為美元結算，國際大宗商品市場90%為美元交易。根據IMF數據，全球各國央行的外匯儲備中美元比重達70%左右。借助美元渠道和美國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美聯儲的決策，直接影響著美元資產的全球配置、大宗商品、非美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及股市和債市，間接影響著各國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實施緊盯美元機制的國家。
美聯儲加息的這種沖擊力，在加息還處於預期階段時，就在不少國家掀起了市場風波。加息通道的開啟，對全球經濟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哪些資產受影響最大，市場會做出什么反應，對中國經濟新常態有什么影響等，就成為迫切需要解答的問題。而要解開謎底，曆史上美聯儲加息引發的反應，提供了評估的常量，中國經濟基本面的發展變化則是評估的變量。二者共同構成了梳理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基本依據。
從美聯儲近期加息曆史看規律
對於美國加息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最終需要結合政治、安全等形勢的變化，持續動態考察。
在美聯儲的加息曆史上，與中國關聯度較大的是1994年以來的三次加息。
1994年2月至1995年2月，基於對通脹的擔心，美聯儲一年內將基准利率從3.25%上調至6%。美國通脹得以遏制，債券收益率大幅下降。美元的迅猛走強也暴露了許多亞洲國家本幣估值過高的風險，國際資本大肆做空泰銖、韓元等亞洲貨幣，進而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1999年6月至2000年5月，互聯網熱潮引發了經濟過熱現象，美聯儲一年內將利率從4.75%上調至6.5%，直接導致互聯網泡沫破滅和納斯達克指數崩潰，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此後的“9·11”事件進一步打擊了美國經濟。2004年6月至2006年7月，美聯儲預見到房地產泡沫可能引發巨大風險，在兩年裏17次以每次25個基點的節奏加息，即“格林斯潘節奏”，基准利率從1%上調至5.25%，但由於金融市場缺乏監管，房地產泡沫在2007年轉化為次貸危機，並進一步擴大為金融危機，至今危機仍未解除。
梳理近三次美聯儲加息可以發現三個主要規律。其一，盡管在一定時期內遏制了美國的經濟風險，但在全球范圍內，美國加息引發的負效應大於正效應，而這種負效應通常延後3年出現，特別是1994年和2006年啟動的加息。其二，相對而言，大幅快速加息產生的負效應在較短時間內就會顯現，小幅、可預期的加息產生的負效應則在較長時間後才會顯現。其三，加息與否不是導致經濟出現逆轉的唯一原因，加息周期內同時到來的安全挑戰、金融監管放松等，會吞沒加息的預期效果，並引發比加息前更深重的危機。
從這些曆史規律看美國此次加息，根據美聯儲決議和給出的預期，顯然是要采取格林斯潘式的小幅加息策略，使加息更加可預期，使市場有時間消化加息帶來的變化。這有助於市場穩定，也符合目前美聯儲的“鴿派”色彩。而且，由於美聯儲屢次宣布就業率和通脹率為政策的“前瞻指引”，因此，只要看就業率是否能穩定到5%上下，通脹率能溫和上升到2%左右，就可大致判斷未來的加息節奏。但是，正如格林斯潘主導美聯儲期間沒有防住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一樣，地緣政治變化、金融監管方式變化、經濟基本面變化等，都可能影響加息效果和加息節奏。因此，到2018年美聯儲能否按預期節奏加息，目前無法判斷。曆史規律表明，對於美國加息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最終需要結合政治、安全等形勢的變化，持續動態考察。而這些變化有的正在發生。
必須汲取新興市場的經驗教訓
既要避免美元流出引發本幣大幅貶值導致通脹，又要防止通縮，是當前主要的經濟挑戰。
自2013年以來的兩年多裏，僅僅是美元走強的預期，就導致許多經濟體市場劇烈動蕩，經濟遭遇嚴峻考驗。如2013年，印度和印尼出現的“雙I”危機，以及今年以來在巴西、俄羅斯、阿根廷等國出現的市場動蕩。
今年第三季度，巴西GDP再度萎縮1.7%，前三季度全部負增長，讓巴西陷入經濟衰退。巴西貨幣雷亞爾兌美元下跌31%，通脹率因此上升到12年來的最高點。普京則承認，俄羅斯雖然可能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候，但仍處於困難之中。盧布自2014年年初以來貶值50%，導致國內通脹率高企，經濟持續低迷。俄羅斯央行行長承認，如果國際油價保持在每桶40美元的低水平，俄羅斯經濟2016年有可能萎縮5%。阿根廷在16日宣布取消已延續4年的外匯管制措施後，比索兌美元的匯率短時間內暴跌30%，而通脹率已達30%，本幣大幅貶值有可能進一步加劇通脹。新興經濟體出現的市場動蕩和經濟萎縮，已在局部出現了向政治動蕩演變的趨勢。巴西政府現在就面臨彈劾，阿根廷、委內瑞拉等國政治也出現了右傾化現象。
從“雙I”危機到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動蕩，對我們不無警示。其一，以巴西為代表的經濟體出現動蕩，與美元走向有很大關聯。過去的近10年，特別是美元實施零利率政策以來的7年，美元的借貸成本幾乎為零。許多國家政府和企業大舉借入美元以發展經濟，新興經濟體因為發展速度快、機會多，美元借貸規模更大。而巴西等放開資本管制的國家，美元流入最多。美元的流入，在過去7年極大地幫助巴西等國發展了市場和經濟，但隨著美元的走強和回流，巴西經濟迅速萎靡。其二，以俄羅斯為代表的經濟體經濟之所以萎靡，既與遭受西方經濟制裁有關，也與本國經濟結構單一有關。俄羅斯經濟嚴重依賴能源出口，卻並不掌握石油等能源的國際交易定價權，因此，國際油價等外部因素成為影響俄羅斯經濟的重要因素。
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一員也遭到部分沖擊。2014年到2015年8月，大約有1萬億美元從新興市場流出，官方統計，中國作為引進外資的第一大國，流出了4000億到5000億美元，並導致外匯儲備規模連月縮水。新興經濟體的遭遇，要求中國對於資本項目放開的方式和節奏實行更合理的設計。既要避免美元流出引發本幣大幅貶值導致通脹，又要防止通縮，是當前主要的經濟挑戰。
微觀層面如何配置資產
總體而言，重美元資產、理財資產和固定資產，有可能成為從國家到百姓的主要理財方向。
美元加息，直接影響從國家、企業到百姓的資產配置。
國家的資產配置主要通過國際貿易、外匯交易和貨幣政策的調整實現。中國是國際大宗商品的主要買家，中國購買的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往往會形成“中國溢價”，導致中國吃虧。美聯儲加息意味著美元走強的趨勢已經確立，短期內，加息或許意味著大宗商品將見底並出現階段性反彈機會，但中長期看，只要美元能保持加息節奏，大宗商品就會受到強有力抑制。這對於中國經濟來說不是壞事。近期，中國已將以美元為錨改為以SDR的一籃子貨幣為錨，這有助於中國出口企業回避匯率風險，維持人民幣的國際信用，防止人民幣因對美元貶值而損失信用，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美聯儲加息和部分美元資產流出，還增加了中國央行靈活實施貨幣政策的概率。美元流出導致外匯占款減少，直接導致基礎貨幣投放規模縮減。保持經濟穩增長，市場需要較為充分的流動性，外匯占款減少後，通過降息、特別是通過降准以增加市場流動性，就成為理所當然的選項。可以預期，在這一輪美聯儲加息周期內，結合供給側改革，央行貨幣政策將更加強調中立性，以維護經濟增長的正常政策環境。
對於百姓來說，在銀行存款利率實際為負的情況下，股市成為主要的機會所在。曆史上，在美元加息一至兩年後，在下一輪危機到來前，中國股市會伴隨自身改革進入一輪牛市周期，期限大約為一到兩年。如果央行貨幣政策持續凸現中立性，股市就可能迎來一輪中期行情。但是，關鍵因素不在美元加息，而在國內股市的改革進程。與曆史情形相仿的是，今年6月A股非理性大跌後，隨著追責的深入和注冊制等改革時間表的確定，A股確實又來到了一個改革新拐點。這讓股市重現以往美聯儲加息後的走勢成為可能。
黃金投資是百姓的第二個平台。曆史來看，美元加息後，黃金價格總是在短期內承壓，在中長期黃金會企穩——這也符合美聯儲加息後3年出現危機的規律。一旦危機重現，黃金就會成為避險品種。
與股市和黃金一樣，房地產是百姓投資的主要平台。2006年美聯儲加息後美元走強，美國房地產業隨之走強，進而帶動銀行加大投融資力度。中國隨著人民幣小幅走弱和房地產業重新受到政策重視，房地產業有可能在局部走出低迷態勢，成為百姓較穩定的投資品種。這種情形已在深圳預演。
不過，曆史盡管能提供規律，但不會完全複制。總體而言，重美元資產、理財資產和固定資產，有可能成為從國家到百姓的主要理財方向。
有定力就能應對美聯儲加息變數
面對可能出現的變數，保持定力，堅持各領域改革方向，破除利益障礙，是最好的應對。
從1994年以來美聯儲加息的曆史看，在3年左右的時間裏總會轉化為新一輪危機。此次加息，盡管事前已有兩年的充分鋪墊，卻仍在不少國家造成了動蕩，中國也出現了美元流出的現象。這似乎表明，對其他經濟體來說美元加息是弊大於利。確實，美元加息意味著資產配置的重新調整，一旦調整不當，就會引發危機。對此，應該有足夠的警覺，但就中國而言，不僅要看到“危”，也要看到“機”。
首先，中國外匯流出的規模占比並不大。從11月份的數據看，中國的外匯儲備下降872.2億美元至3.44萬億美元，這個規模相當大，但中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外儲流出占比遠低於其他新興市場。此外，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活力已在悄然增強。過去3個月，貿易順差月均達到580億美元，這有效緩解了資本外流的壓力。
其次，中國的債務風險可控。美國此次加息，等於將信貸緊縮強加給新興市場，新興市場企業需要支付更多金額來償債，企業違約數量將增多。高盛就指出，從負債率看，中國、韓國、土耳其、墨西哥等國尤其值得擔憂。但是，相比其他經濟體，中國的政府杠杆並不高，這意味著中國的債務風險或許在一些企業存在，但不會演化為總體風險。
第三，中國有對沖美元走強的手段。中國是最大的美債債權人，美元走強如果在力度、節奏上損害中國經濟，中國可以部分拋售美債進行對沖。在全球經濟體中，中國對沖美元走強的能力最強。
第四，中國已為美聯儲加息提前做了准備。加入SDR籃子，以及在IMF的份額改革中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股東，使人民幣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和各國央行儲備資產，可以部分對沖美元單向回流的風險;存款准備金率仍處於高位，預留了對沖美元流出造成流動性不足的空間;中國政府債務為53%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大有可為。
實際上，過去的貨幣政策，本來就有部分是被動而為。美元等熱錢大量流入中國，迫使人民幣投放量被動增長。在熱錢退出後，中國得到了一個修正貨幣環境的難得機會，這個“危”中之“機”，理應抓住。
當然，美聯儲加息後美元是否持續走強，美國經濟是否乍暖還寒，現在還是未知數。面對可能出現的變數，保持定力，堅持各領域改革方向，破除利益障礙，挖掘改革紅利，是最好的應對。在需求側邊際效應遞減的情況下，要尋求從供給側再突破。而如何落實改革，如何實現根本性突破，正在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給出答案。（作者：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