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淩昆

 

　　特首梁振英上京述職時，總理李克強指香港應有長遠規劃配合國家的「十三五」發展宏圖，並希望香港能找出「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結合點，從而可更有力地支持國家發展。對如何理解及落實這個重要方針，確有深入探討的必要。

 

　　結合論非新東西

 

　　首先，這個所需與所長的「結合論」從理念及實踐上看，都並非新東西，而是寶貴歷史經驗的總結。從內地開始改革開放起，香港與內地的兩地間合作，便一直是「結合論」落實的進程，並已取得了重大成果。這包括通過「前店後廠」模式建立了珠三角的出口加工基地，和香港的東亞地區國際服務中心地位，其成就及效益舉世矚目，還帶來了環球產業供應鏈布局的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重組。因此真正的新意是「結合論」下的模式換代，即要尋找新的結合模式。

 

　　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前店後廠」模式已老化，珠三角基地正不斷升級換代，低成本生產外移，區內港商企業數目及戶員人數大幅下降，不少港商在完成歷史任務後退出兩地合作舞臺。但新的結合點又漸發展成形，一個明顯例子是「自由行」模式：內地人士來港進行服務消費特別是購物等活動；另一例子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由此可見，兩地合作的產業重點已從加工業轉到服務業。與此同時，模式轉換未曾停步，如「自由行」模式因受各種負面因素影響擴容受阻，引發的內地訪港客流及購物量均已見頂回落，代之而起的將是CEPA模式：內地已向香港全面開放服務業，並設立了前海等自貿區作為先行先試基地，令兩地服務貿易重點將由南下消費向北上供給轉移。此外，隨著近兩年中國全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離岸中心的全球網絡已初步建成，香港的先行者角色將逐步淡褪，故香港的離岸及金融業務必須向縱深發展，一個可能是如廣東所構想的，聯合毗鄰珠三角地區建設大港澳灣區，其重點之一是發展成世界級的國際金融中心，讓離岸及在岸業務協同發展。

 

　　港莫落後及邊緣化

 

　　與此同時，必須十分注意「結合論」的結構優化問題。作為規模龐大的經濟體，中國內地需求不單量大，層次也多，高中低不同檔次的應有盡有，且隨時間及發展水平提升不斷推移擴充。香港要在支持國家發展上作出最大貢獻，和從中賺取最大利益，便必須跟蹤內地發展前沿，在高增長、高增值及高水平的三高領域找尋結合點：使內地的最前沿所需與香港所長對接。30多年前，當中國內地啟動開放之初，最需要的就是引導走向世界的途徑，而香港剛巧便能提供通過加工業北移引領內地經濟參與全球化，並使其人口紅利及低成本優勢得以充分發揮，香港也乘時發展了國際化及現代化的服務型經濟。到了新世紀之初，內地制造業走向世界已奠定了基礎，但多種現代化服務業發展的相對滯後卻成了突出問題，香港又正好可在這方面作出配合，多作貢獻。然而自由行模式的功效不足，每未能促使兩地企業在現代化服務業上進行深度合作，反而只是擴張了本港的一些普通行業如零售業等。這還由高級名貴產品（如珠寶等）伸延到日用品必需品（如奶粉等），作為內地消費者的名店無所謂，但作為街市卻無意義，故兩地服務業合作的模式翻新已日形迫切。

 

　　展望今後特別是「十三五」規劃期間，內地經濟又將有許多新發展，如要再上臺階，這帶來了香港要瞄準和配合的新協議所需。然而這很可能碰上「結合缺失」的問題：即內地所需非香港所長，因此香港必須提升競爭力創造新優勢。今後內地發展將十分著重創新、環保、網絡、高新科技開發應用等方面，香港能提供什麼產品、產能、管理方法、技術、資金、人才、專業支持服務、商業模式和推動政策？坦白說，在好些方面香港不單無領先優勢而反覺落後，如再不趕上莫說配合發展，連跟進也成問題；不單做不了「超級聯繫人」，還怕會成為「超級邊緣人」。內地新一輪發展將給香港帶來無限機遇，但能否掌握才是關鍵所在，港人必須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