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1月14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電臺「烽煙」節目，解答對新一年施政報告的疑問。多名聽眾質疑政府「豪花」10億港元資助外地學生，卻沒有政策幫助「可憐的香港人」。其中，一位馮女士引述她的80歲親戚入住醫院數天，因醫院人手不足，「無人幫距換尿片」之實例，質問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擬資助「一帶一路」規劃沿線國家學生前來香港就學的10億港元可以「請幾多人幫病人換尿片」？另有聽眾誤以為10億港元用於資助內地學生，質問行政長官：為何在香港本地大學學位不足情況下，不增加本地學生名額？

　　港人重個人和家庭利益

　　行政長官說明去年施政報告已提出資助100名香港學生到外國讀書，澄清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10億港元資助額不是為內地學生而設。他解釋，香港是高度國際化社會，但在大學中外國學生不多，本地學生有機會與少數外國學生一起學習是好事。

　　聽眾的疑問，除反映香港與內地關系處於低谷外，也折射香港居民普遍心態是以個人和家庭利益為上。

　　香港是一個中國人為主體的社會，但是，從1841年一個名不見經傳、人口僅7500多人的小漁村開始，發展到1997年650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一代又一代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受西方價值觀熏陶，強調個人和家庭利益。準確地說，重視個人利益是西方價值觀精髓，還重視家庭利益則是打上中國傳統倫理的烙印。

　　上世紀70年代開始，壓力團體蜂起，為的是爭取所屬界別或階層的利益，是個人和家庭利益的有限放大。

　　上世紀90年代初，香港出現政治團體，盡管爭取的是香港立法機關議席和區域組織議席，而且，形成「拒中抗共」和「愛國愛港」兩大對抗陣營，但由於香港居民根深蒂固以追求個人和家庭利益為主，至今，除民建聯外，其他政治團體的成員都不足千人。即使從2014年以來香港社會急速政治化、社會政治急劇兩極化，但是，香港大多數居民對政治的參與依然限於行使選舉權和議論政治，直接加入政治團體投身政治的依舊是少數人。

　　政府須引導市民調整心態

　　為香港政治健康發展計，特區政府應當清醒地看到，香港大多數居民的上述心態是尚可引導也亟需引導的。

　　所謂「尚可引導」是指：盡管反對派非法「佔中」、悍然扼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和2020年普選立法會全部議員機會令香港社會空前撕裂，但是，反對派政治團體的成員仍未能明顯擴大。如果聽任社會政治化、政治兩極化繼續惡化，那麼，一旦反對派主要政治團體規模明顯壯大，香港社會就將遭受難以癒合的分裂，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就將陷入難以擺脫的困境。所謂「亟需引導」是指：如果不及時引導，那麼，社會政治化、政治兩極化勢必急劇惡化，反對派主要團體有機會吸引更多成員；如果不及時引導，那麼，本屆政府餘下任期管治和施政就可能暴露捉襟見肘的窘迫。

　　政府以什麼來引導香港居民調整心態？

　　首先，需要深入全面地闡述政策。行政長官在上述回答中解釋吸引外國學生有助於香港本地學生提升英語水平，因為，國際學生交流使用英語。這一點是成立的。同時，資助「一帶一路」規劃沿線國家學生還有其他效果和影響，都應該向香港居民解說。

　　其次，需要培育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城市心態」。雖然大多數居民的「個人心態」會影響「城市心態」，但是，「城市心態」不是所有居民「個人心態」的總和或者加權平均。「城市心態」是城市作為整體向外部世界呈現的器度和風格，在頗大程度上反映其建制和社會精英包括政治精英的器度和風格。

　　香港崇尚自由，特區政府無法直接影響香港居民的「個人心態」，卻可以也應該塑造特區建制的器度和風格，並推動社會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塑造同香港國際大都會相稱的器度和風格。反對派政治團體及其領袖人物的政治立場難以轉變或調整，但是，一般意義的政治水平可以提升。欲領導群眾就必須具備領袖的素養。試問：在立法會一味「拉布」、政策主張為民粹主義所困，同香港國際大都會應有城市心態相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