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流深

　　2月11日，曾經寫出過《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等經典著作的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逝世。這一消息一經發布，立刻在內地的社交媒體和學術圈中引起了廣泛的悼念。

　　從某種程度上說，像孔飛力這樣「比中國人還了解中國」的漢學家的辭世，不僅是學術界和知識界的噩耗，對於中國自身來說，亦是難以估量的損失。就以孔飛力的《叫魂》一書來說，自這本書1990年在內地出版之后，就以精妙的文筆和嚴謹的行文征服了許多甚至不屬於學術圈內的讀者，而其橫跨政治、經濟、思想、社會等多角度的廣闊視野亦對國內的歷史學者以很大的啟發。而《叫魂》的例子，只不過是海外中國學對中國學術界影響力的一個縮影。

　　事實上，從大約兩百年前中國學(Sinology)逐漸形成獨立的學科分支和理論體系之后，一代又一代海外中國學者都在為研究中國這一并非「顯學」的學科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從30年代的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到以孔飛力、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為代表的中生代「漢學三杰」，再到如今仍舊活躍的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等學者，海外中國學始終像是中國的另一面「鏡子」，時刻關注和反思著中國的發展。

　　內地陳腐學術環境亟待改善

　　毋庸置疑，海外中國學對於中國的研究，始終受制於其立足點和文化隔膜的問題，其粗糙和荒謬之處有之。尤其隨著近些年內地學術的發展和趕超，漸漸有內地學術中人對海外中國學的學術水平表示懷疑，亦有部分人藉此對海外學人對中國的批評嗤之以鼻，乃至大加鞭撻。但是一方面，正如有些內地學者所講的那樣，中國人將中國研究好是應當的，反觀部分海外漢學家近百年來對中國的研究，必須克服語言障礙、資料匱乏、戰亂及政治阻礙等各種難以想像的困難，首先其治學的精神和對中國學的熱愛就值得銘記。

　　另一方面，內地學術近年雖有長足發展，但是其圈內循規蹈矩、自我封閉、近親繁殖、門閥內耗、自我審查等問題卻依舊積重難返。如孔飛力一般十年磨一劍，著作稀少卻篇篇都是經典的學者，絕難以在內地陳腐而又急功近利的學術環境里獲得出頭的空間，以致內地學術圈內近些年雖然看起來熱鬧，但是真正具備高超學術水平和社會影響力的學者卻是屈指可數。從這個角度來說，孔飛力所留下的，不僅僅是他對於中國的智慧觀察，更是所有中國學者都值得敬仰和追尋的一個標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