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网綜合報道】作為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配套活動的G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昨日在上海舉行。中國財長樓繼偉表示，當前全球經濟仍面臨嚴峻挑戰，結構性改革要與宏觀政策結合，講順序、講配套，要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需考慮各國差異，尋找最大公約數，制訂G20結構性改革的優先領域和一般原則，最大發揮改革的正面效應。

　　結構性問題系全球低增長主因

　　樓繼偉表示，據IMF數據，全球經濟增長率從3.6%下調到3.4%，在此背景下，促進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仍是G20的首要任務。面對低迷的全球經濟，G20國家加強政策協調與應對至關重要。雖然周期性因素與短期下行風險密切相關，但經濟低增長的更深層原因，源於全球的中長期結構性問題。特別是金融危機后，各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潛在支出水平下降，成為制約全球經濟回歸強勁增長的根本性問題。

　　如何破解這一難題？樓繼偉說，增強經濟的內生動力，恢復全球經濟活力，是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也是中國財政部與IMF和OECD聯合召開本次研討會的目的和宗旨。以中國為例，通過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結合，中國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宏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整體轉變。從1982到2010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達到4.86%。從其他G20國家來看，也有很多結構改革成功的案例。金融危機之后，德國經濟表現出較強的韌性，繼續成為引領歐洲經濟增長的核心之一。

　　G20改革承諾乏量化評估手段

　　樓繼偉進一步分析稱，90年代初以來，加強結構性改革，要素配置不但優化，創新亦得到有效激勵，增強了本國的核心競爭力。在結構性問題積累比較嚴重的一些國家，比如愛爾蘭、西班牙、意大利，這次危機所沖擊比較嚴重。他們通過在金融部門等方面堅持推進結構性改革，經濟增長有了明顯起步，失業問題也逐步改善。

　　整體來看，近幾年，G20對結構性改革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大，作出了許多政策努力。特別是2014年布利斯班峰會上，提出了包括數百項結構性改革的承諾。但總體來看，G20改革進展仍落后於預期。目前，G20對結構性改革政策的承諾的進展以定性分析為主，缺少量化評估手段，評估結論不夠直觀。為此，G20可考慮通過一套結構性指標，構建量化分析框架。一方面可相對客觀衡量改革對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另一方面，可較直觀總結一國各領域結構性改革進展的不足，為下一步改革提供參考指導。

　　需結合宏觀政策講順序講配套

　　2016年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元年。樓繼偉指出，結構性改革要與宏觀政策結合，講順序、講配套。在經濟整體蕭條階段，要盡量選擇帶有擴張性的、見效快的改革措施。在樓繼偉看來，所謂擴張性的結構性改革措施，一是赤字率擴大，這方面「我們還有財政空間。」目前中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顯著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二在順序選擇上，「見效最快的是解除管制」，即推進簡政放權。此外，有針對性地減稅，推行鼓勵創新的減稅政策效果也會比較快。

　　近兩年中國稅收增長低於GDP增長，但財政收入增長高於GDP增長，樓繼偉指出，這是靠特殊措施，主要是國有企業上繳利潤。

　　樓繼偉對G20結構性改革四建議

　　促進貿易投資

　　最近兩年，國際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增速顯著低於（11.47）水平，對全球經濟拉動作用大大下降。G20應通過努力減少市場準入的障礙，消除跨境貿易和投資的稅收壁壘，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等途徑，提高私人部門投資意願，促進貿易發展，努力恢復全球經濟的傳統增長動力。

　　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

　　受老齡化等因素影響，全球勞動力供給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G20應努力打破勞動力市場分割，降低就業壁壘，鼓勵勞動力的流動性。部分國家應對社保體系進行必要的改革，通過增強競爭，激勵勞動者就業，防止勞動力成本過快上漲。同時，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質量，以及教育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匹配程度。

　　鼓勵創新

　　一方面應繼續加大對技術進步的支持，包括完善技術激勵和保護制度及非制度性安排，促成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到來。另一方面應進行必要的制度性創新，既包括個別層面對財稅、產業監管、社保、產權保護、知識產權等一系列領域進行制度的改革和創新，也包括在國際層面進一步推動貨幣、貿易和投資金融、稅收多邊體系改革，改善全球的經濟治理。

　　提高財政可持續性

　　全球政府債務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史無前例，對金融穩定和市場信心均有重要影響，一定程度上已成為全球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從中長期看，G20需確保債務可持續性，逐步恢復財政政策空間，為經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此外，各國面臨基礎設施競爭、金融改革環境可持續等方面的中長期挑戰，也應作為下一步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領域。在深化頂層設計方面，G20還應通過加強對改革進程的成效監測分析，更好落實各項改革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