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在加速推進去產能的同時，盡快完成經濟轉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努力為下崗職工創造更多再就業機會，減少下崗職工的實際數量。另一方面，對失去工作崗位又一時無法重新就業的下崗職工，政府提前做出財政安排，為其提供必要的失業救濟，并為其提供就業信息服務，幫助其盡快找到新的工作。

　　兩會前后，“第二次下崗潮”成為會上會下出現頻率頗高的熱詞。兩會開幕之前，就有媒體預測稱，隨著供給側改革的逐漸深入，煤炭、鋼鐵等行業的去產能進程必將進入實際推進階段，隨之將有高達180萬人需要分流安置。

　　雖然列舉如此具體的數字尚屬首次，但自從供給側改革和去產能概念提出之始，輿論就已經敏感地預估到可能會給就業市場帶來巨大沖擊。也就有部分輿論開始猜測，中國是否會出現“第二次下崗潮”。

　　在昨天舉行的兩會記者會上，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對這一問題做出了直接的回答：中國不會出現第二次下崗潮。而李克強總理在其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中央財政將拿出1000億元獎補資金，重點用于“僵尸企業”職工安置。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則提出，在供給側改革過程中，“與其養虧損的企業，不如養職工。”

　　細分起來，不會出現下崗潮與對下崗工人進行妥善安置，甚至干脆由政府“養”起來，其實際含義并不完全相同。但綜合上述各種說法和政策，可以看出政府為供給側改革深入推進所做的綜合預案，即一方面在加速推進去產能的同時，盡快完成經濟轉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努力為下崗職工創造更多再就業機會，減少下崗職工的實際數量。另一方面，對失去工作崗位又一時無法重新就業的下崗職工，政府提前做出財政安排，為其提供必要的失業救濟，并為其提供就業信息服務，幫助其盡快找到新的工作。其總的目標大致可以歸納為：盡量把下崗職工數量減到最少；盡量把下崗職工的實際損失減到最小；盡量把下崗職工的心理傷害和情緒反彈減到最小。

　　實際上，能不能達到上述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廣大職工對供給側改革的態度，進而決定了進一步深化改革能否順利推進，決定了中國經濟轉型能否真正實現。如果不能得到大多數職工的支持，則不僅供給側改革無法順利推進，中國經濟轉型無法實現，甚至可能在社會情緒和輿論中，出現對改革進程和社會發展整體否定的聲音，進而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因此，如果說徐紹史表示中國不會出現第二次下崗潮，表達的是政府的決心和信心，那么更為客觀的判斷則是，今天的現實決定了中國不能出現第二次下崗潮。

　　所謂“第二次下崗潮”，當然是相對于上世紀90年代出現的“第一次下崗潮”。那次下崗潮帶來的傷害，不僅作為歷史記憶被封存在下崗職工的精神深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當作“改革的代價”而被犧牲者們默默承受和消化。時過境遷，雖然今天的國企所面臨的難題與當初頗有相似之處，卻已經很難再用“改革的代價”來說服今天的職工承受他們自身義務之外的犧牲。即使時勢使然，使他們不得不離開原有的工作崗位，他們也有足夠的意愿和理由，要求得到他們理當得到的補償和幫助。如果今天再次出現大面積的下崗潮，且下崗職工不能得到來自政府的全力相助，則供給側改革必將受阻，進一步的深化改革就更加難以推進。

　　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再次面臨關鍵時刻，伴隨而生的是巨大的挑戰。兩會傳出的各種信息，充分表達出黨和政府面對這一挑戰的決心和信心。徐紹史昨天表示，絕不會出現第二次下崗潮。決心和信心的根本基礎，是廣大人民群眾都能分享深化改革的成果，并在此基礎上對改革形成新的普遍共識和廣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