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

　　◎每經記者 王辛夷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火了一陣子，可寫進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還是頭一遭。李克強總理在談及“十三五”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時特別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突出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從對經濟學派的學術研究，發展為重要的政策方向，新供給經濟學代表人物賈康見證了整個發展脈絡。3月6日，他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介紹，美國在經濟危機發生后采取了一系列供給性的操作，成為經濟復蘇的重要推手。

　　如今供給側改革要在中國落地，他認為，龍頭應該是“制度供給”。然而有人認為，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減稅，要去產能，這樣的說法是否正確？我國為什么要在當下特別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概念？針對這些問題，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接受了記者采訪。

　　政府需平衡總需求總供給

　　NBD：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我們之前的改革有哪些不同？

　　賈康：在經濟學的認識框架里面，需求和供給誰也不能脫離誰，這對概念到了政府這邊，政府發揮的作用首先就是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和調控。

　　需求管理在過去有比較成熟的經驗，最簡單的就是以反周期的方式來實現政府職能，彌補市場缺陷。它的內涵理論假設是，政府只要針對市場缺陷實行反周期調節，剩下的主要體現在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則只要靠市場競爭中的要素流動就解決了，就不需要我們在供給側做那么多詳細的分析和對策設計了。

　　這當然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這樣一個認識框架在凱恩斯革命以后發揮了巨大作用，極大緩和了過去所說的十年左右必定出現一次經濟危機的現象。

　　中國的改革開放認同這里的共性規律，讓市場充分起作用，三中全會說到要起決定性的作用，現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否定過去的需求管理經驗，不是否定過去我們已經有這方面值得肯定的東西，是要認識這方面的局限性。

　　NBD：傳統需求管理局限性是什么？

　　賈康：局限性表現在，光是反周期夠不夠，為什么又來一個世界金融危機？就是在發達市場經濟里面，原來的完全競爭的理論假設也必須還原到現實生活中，認識到實際的圖景是非完全競爭。

　　美國在金融危機發生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供給管理操作，成為反周期整個過程中間最有決定性的舉措，最典型的就是美國動用公共資源對花旗、兩房注資，一直到給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汽車公司注資，這使得市場預期穩定下來成為轉折點，進入復蘇過程。

　　改革的龍頭是制度供給

　　NBD：對比美國，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有何不同？

　　賈康：我們借鑒了原來供給學派等一些積極的因素，但絕對不是簡單搬用，有人說供給側改革是中國人照搬美國供給學派減稅為主的主張，這個想得太窄了。

　　對于中國供給側改革，龍頭應該是制度供給，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決策層以這個框架為基礎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命題，我認為是謀定后動。

　　實際就帶來一個挑戰，過去說需求管理的時候一句話就打發掉了供給側，讓市場充分起作用，結構問題市場就解決了。現在不行，不僅要守正，還要出奇。

　　守正是必須要充分認識、適應、尊重市場規律，甚至可以是敬畏市場的立場，認識到這是人類社會到了市場經濟發展階段的共性規律，必須認同這個共性規律。所以我說，一定要掌握三中全會以后實現的這樣一個認識上關于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突破。

　　在這個守正的市場觀后面，不要以為照搬別的市場經濟體的經驗和我們自己過去的經驗就解決了中國現代化的問題，還必須要出奇。我們特定的歷史條件、國情制約、發展的挑戰，必須尋求以創新驅動來實現超常規發展。

　　NBD：怎么出奇？

　　賈康：中國面臨著復雜的問題，比如優化結構，這是個系統工程，是從眼下一個一個年度的調控，對應到中長期的全面小康和以后中國夢的偉大民族復興，我們整個統一市場，整個經濟和社會生活打通在一起的全局。所以我們借鑒積極的國際經驗之后，我們所處理的是中國宏大的現代化系統工程。要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復雜的結合關系把握好，要有中國人自己的成功創新、出奇才行。

　　新動力需要制度創新

　　NBD：從供給側的角度來看，我們為什么一定要尋找新動力？

　　賈康：新動力可以根據供給側最基本的五大要素來形成更清晰認識。供給側千變萬化的要素，濃縮了就是五大項，勞動力、土地以及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即可以帶來增值的資金，后面還有兩大項，科技以及制度和管理。

　　在一般經濟體經驗里，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前三項要素比較容易體現出對于經濟增長的支撐力和貢獻，當然后兩個要素也在發生作用。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就出現了各種要素各領風騷，必須推陳出新的歷史性挑戰了。

　　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具體的演變過程，前面三項要素里勞動力和土地成本越來越高，資本雖然越來越充裕，但越來越多的問題是找不到合適的投資對象，常規投資邊際收益遞減在中國普遍發生，意味著原來傳統的動力源在衰退，支撐力衰減的同時就必須找到替代物。

　　NBD：那么后兩個要素，科技和制度管理，怎樣才能成長為動力的替代物？

　　賈康：替代物可以是科技，但不只是一般的常規科技，必須走在前沿，占領一些高科技制高點。鄧小平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為什么是第一呢？生產力三要素，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都是做加法，可是科技不是做加法，而是在做乘法，乘上去放大，所以是第一。

　　但光是重視科技還不行，吳敬璉老師講制度高于技術，中國要更多靠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給出科技創新空間，給人才施展聰明才智釋放潛力的空間。我們現在必須注意到，中國廣大的創新者、科研人員的智慧與創新能力受到了制度空間、制度環境的約束。我們必須打破這種供給約束，靠制度供給提供友好環境以后，激發出科技創新的潛力，才能真正走通創新型國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