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豐

　　全國“兩會”舉世矚目。今年“兩會”熱議的焦點之一，是歷來堅守穩健基調的財政政策如何加大力度轉為積極。

　　積極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財政赤字率勢必相應有所擴大。此前國內關于財政赤字率，隱隱存在一條認知中的“底線”，即參照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相關規定，將財政赤字率3%作為所謂國際通行警戒線。

　　但這種自我設限似乎并無必要，因為歐盟與中國巨大的差異性，決定了兩個經濟體只能各自依據自身情況，因地制宜地選擇適合于自己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財政赤字率在未來可預見時期內，可以并且有必要適度擴大乃至突破3%“底線”，依據在于：

　　首先，中國對財政赤字的承受與消化能力比較強，這一點，可以從靜態與動態兩個維度獲得印證。從靜態來看，中國迄今為止的中央財政債務負擔率（國債余額/GDP）尚不足20%，顯著低于歐美國家普遍水平（突破60%“上限”的國家很多）；另從動態來看，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速雖已開始有所放緩，不過因為仍然較高的GDP增速，以及相對更高的潛在增長率共同支撐，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速仍將在較長時期內顯著高于歐美國家。

　　其次，中國實際可獲得的政府性收入口徑比較寬。這一點，最明顯的差別在于一般統計財政收入時，由于土地出讓收入被認為是一次性的資產交易收入，因而并不計入“經常性的”財政收入，但中國的實際情況是，由于經濟持續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因此，土地出讓收入始終是政府收入中非常重要并且穩定的來源。中國在采用國際標準同口徑計算赤字率時，由于分母（財政收入）偏小，得出的數據顯然要比真實赤字率高。

　　第三，中國的財政支出依然處于邊際效應比較高的階段。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不同于歐美國家主要將其政府債務用于國民福利支出，中國的財政支出因發展所需，有相當大的部分被集中投放到生產性領域，而中國作為人均資本存量仍然很低的發展中國家（不足發達國家20%），產業升級與基礎設施改善的空間還很大，財政投入的直接產出比依然很高；另一方面，除了生產類開支，用于民生類開支的政府債務在中國前期社保欠賬較多的情況下，可以大幅扭轉城鄉居民基于預防性動機而不得不維持的過度儲蓄傾向，進而從原點上推動經濟增長模式向消費拉動良性轉變。

　　最后，如果說以上三點可大致解決可行性問題的話，那么中國適度擴大財政赤字的必要性，則體現在寬松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已一路降至比較低的水平；同時中國的企業負債率，則已一路升至不宜再高的程度。中國亟須實質性推進“去杠桿”的任務，決定了只有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才能真正協調好“穩”和“進”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