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宝珍 罗珊珍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快速老龄化的时期，“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已无力独自承担照护活动。
2014年5月，“新常态”首次作为新执政理念的关键词被提出。随后，中国领导人在各个场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最为系统的一次系于同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提出了三个要点：经济增长放缓并更趋平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更为多元。
从本质上来看，“新常态论”是中国对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胆探索，是对“速度过高、经济过热、不顾及环境和社会后果”不可持续发展“旧常态”的果断告别。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必须是可持续性的。
“可持续性发展”这一理念出现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报告详尽地分析了全球经济和自然生态的紧密关联，成为国际标准。
所以，不奇怪，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生态经济模式，一种把经济和环境二者内在统一起来的发展模式。常见诸报端及政府报告的提法包括绿色能源、有机生态等等。
作为社会学者，笔者认为上述二元阐释失之简单了：除了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模式还应包含第三个重要因素——社会生态。所谓“社会生态”，是一个社会生产(social production)和再生产能力(social reproduction)的和谐循环。社会再生产能力指的是一个国家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的能力，包含纵向关系(照护老人、儿童与残疾人群)和横向关系(支持家庭、社区、邻里等)的生产和培育能力。社会再生产，由照护活动来完成，为人和社会的延续提供必需的物质需求和情感关爱。
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环境、社会需达成三足鼎立。绿色经济与社会生态经济(即照护经济，The Care Economy)，需齐头并进。为何?
照护危机的时代
照护活动创造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为一切经济生产提供了基石， 其重要性不亚于粮食储备。需知没有社会再生产，便没有社会合作， 任何经济生产、政治生活和文化活动都无法进行，这个社会也无从延续下去。
而这种能力储备，就像自然资源一样，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的再生，需要给予不断的培育和补给。而现代社会、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面临一种社会生态危机，按照美国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说法，它们已经进入“照护危机”的时代(Crisis of Care)。
危机表现在方方面面：时间匮乏——在这个过分强调经济效率的“工作狂”时代，人们没有时间进行必需的、有质量的照护活动;照护提供者(女性为主)地位低下，其劳作被视为理所当然，得不到应有的物质回报和社会认可;双职工家庭处境窘迫，夫妻二人如三明治般夹在工作压力与照护老小的多重责任间，政府和社会支持却如镜花水月，缥缈难求……
危机的根源不难想见，在于现代生产体系“涸泽而渔”的天性——重一时之利而无长远之计，重市场利润而不顾社会人情，以致社会再生产能力被透支，生产和再生产的生态链遭到破坏。而一个处于照护危机的社会，往往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普罗大众虽然疲于奔命，生活质量(不但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却每况愈下，社会幸福感不断降低。套用网络流行的说法，这样的社会生无可恋，衰退在所难免。
照护经济与就业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2008-2009年大衰退时期失去约800万就业岗位。智库和经济学家们在反思现存体制的同时，也在寻找以公共财政投入刺激就业的有效途径。钱究竟用在哪里，才算用在刀刃上了呢?
美国Levy经济研究所自2010年起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推算，发现投资社会服务业(如儿童早期教育、居家长期照护)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两倍，并且这些机会能够分配到社会最低层，亦即最贫困、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失业人群那里。例如失业率最高的女性人群，她们从照护经济中获得的就业机会是从基建投资那里获得的16倍。
Levy的结论认为，要创造公平有效的就业机会，最佳途径就是投资照护经济。而照护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一个包容性的经济结构，或者说“人民经济”的形成——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弱势群体不但被纳入生产过程，也被纳入到消费群体中;他们的消费在补给社会再生产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其他生产行业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正可谓“可持续性发展”。
不仅是Levy，国际工会联盟(ITUC)去年的一份报告亦显示：一个国家若将GDP的2%投放到照护经济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中，就能将就业率提高2.4%-6.1%。这些新的就业机会有59%-70%会流向女性;同时，男性的就业率也将提高1.4%-4%。
照护经济做得好的地方，通常经济发展稳健，社会稳定和谐。这里的“好”体现在包容性，利益众生，服务社会。具体而言，其主体应维持非赢利的性质，为社会提供公平的工作机会。
瑞典照护经济发达，每16.24个老人享有一个专业服务老年人的工作人员。
以北欧高福利国家瑞典为例。2015年，瑞典人口约978万，从事健康行业(Health Workers)的有76万，也就是说，每12.82个瑞典人就享有一个专业健康工作人员，这还不包括早期儿童发展和老年人照护行业的从业者。据统计，每3.6个0-14岁的瑞典孩子就享有一个专业早教服务人员，每16.24个老人享有一个专业服务老年人的工作人员。
反观照护经济做得不好的地方，往往经济衰退，社会问题丛生。以美国为例，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其政府一方面将大量公共财政用于救赎华尔街，另一方面实行公共支出的“冰冻政策”;对基础设施及绿色经济的投入十分有限，更遑论照护经济了。
而根据ITUC的研究，美国如果把GDP的2%投资于社会服务行业，那么它本可创造1300万个就业机会。可惜并没有，穷人的钱反而被用去救济富人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奇会把美国近年的经济复苏称为“贫血式”的复苏，而打着劳工旗号的“异数”特朗普会在“复苏”的2016年逆袭上位。
中国的工作岗位流失问题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失业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经济下行的当下，这种压力会更大。根据林毅夫教授的数据，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失业岗位多达1.24亿，按照9.4亿劳动人口计算，当年制造业的失业率为13.19%。
失业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细分的话，中国的失业人群有四个层次：因工厂倒闭而失业的流动农民工、外资撤出后失去丰厚薪酬的都市白领、刚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以及初、高中毕业后长期在家待业的城市青年。如何兼顾这四个层次的就业问题?
以美国为鉴，笔者认为应大力投资照护经济，营建良好的社会生态。事实上，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照护经济都将是未来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年化，全球范围内对照护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高——不管我们发明了多少先进机器人和自动化设施，照顾人的工作，始终都必须由人来完成。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快速老龄化的时期，“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已无力独自承担照护活动。这也使得投资照护经济，发展“社会基础设施”，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改革教育课程结构、提高照护岗位地位、创建合理合格的培训机制等等，全方位创造照护行业从高层管理到底层直接服务的岗位，将各层次的失业人员吸纳到新的经济结构中来。而就像上文所说的，这既是对社会再生产能力的补充，也是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并在最终再生新的经济动力。
也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