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上午，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在審議財政預算報告時建議，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低至25%。

 

　　黃奇帆認為，近期關于個人所得稅改革熱議較多，一般是建議提高起征點或者從綜合與分類稅制角度研究，但他認為當務之急是降低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

 

　　黃奇帆說，我國個人所得稅開征于1980年，實行的是分類稅制，采取超額累進稅率與比例稅率相結合的方式征收，工資薪金類為超額累進稅率5%-45%，股息紅利等資本類為比例稅率20%。這些年雖有提高起征點、調整稅率級距等改進措施，但與當前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居民收入方式變化等新形勢已不適應。目前，我國正在研究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但由于社會信息共享度不高、個人所得稅數據庫建設緩慢等原因，操作上尚需時日。在這種情況下，降低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可以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其最大的優勢在于不會增加社會成本，不會損及個體利益，阻力小、易操作，既能夠“揚湯止沸”，也有助“釜底抽薪”，一舉兩得。

 

　　黃奇帆認為，深化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當前，個人所得稅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工薪所得實行45%的最高邊際稅率。跟周邊比，香港只有15%，新加坡為22%；跟發展中國家比，俄羅斯只有13%，巴西為27.5%；跟發達國家比，加拿大為33%，美國為39.6%。這些國家或地區不僅都低于我國，而且稅前抵扣項目多，投資買房、按揭利息、子女學費、看病就醫、撫養贍養等大項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比如，數據顯示，美國39.6%的稅率在稅前抵扣后，最終負擔的實際稅率在25%左右。

 

　　我國個人所得稅這種高稅率，至少帶來四方面危害。一是工薪階層尤其專業技術人才，由于收入來源單一、稅收由單位代扣代繳而成為個人所得稅收入的主力，這個占比已升至70%左右，而美國個人所得稅的70%左右來自10%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我國高收入群體避稅動機很強、方式很多，比如采取“工作在大陸、工資在海外”或者“錢在企業、不拿工資”等方式避稅。因此，高稅率并沒有給我們帶來相應高稅收。去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的7.7%，遠低于發達國家30%、發展中國家15%左右的水平。二是不利于吸引和集聚高素質人才。當前，我國人才供求結構失衡，高技能、高層次人才短缺。吸引高端人才，加快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需要好的稅收環境。許多跨國公司在亞太區的收入一半以上來自我國，但其亞太總部大部分設在香港、新加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過高，達到鄰近國家或地區的兩倍多，同時也沒有合理的退免稅政策，使得不少企業和專業人才望而卻步。三是抑制居民消費。工薪階層邊際消費傾向高，消費大多在國內、以自主品牌為主，是拉動內需的主體力量。過高的個人所得稅率，微觀上不利于擴大居民消費支出、制約消費升級，宏觀上不利于中等收入群體壯大。四是不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個人所得稅有調節收入分配功能。我國這一制度設立之初，全國職工每月平均工資只有63.5塊，一般人達不到800塊納稅門檻，能按45%稅率繳的屈指可數，政策聚焦作用非常明顯。現在，“調高調不到、擴中擴不了”，等于讓窮人為富人“掏腰包”。

 

　　為此，黃奇帆建議，降低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所得最高稅率，由45%下調至25%，作為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的突破口。降低工薪所得最高稅率，自然帶動稅率級距的減少，還能實現與資本利得稅率相當，也有助于提高社會對納稅的遵從度，降低監管難度，提升監管有效性，為今后實施個人所得稅改革創造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