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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區:不應只看到飛漲的房價

2017-04-06
来源:FT中文网

   

  2017年4月1日,新華社一則報道激起了整個中國的熱議: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
 
  目前看來,中央出臺上述戰略舉措,既是為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尋求新的增長引擎,也是為了緩解北京這個中國數一數二的超大型城市在人口(2千萬)、交通、市民生活,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壓力。的確,在政治中心之外,作為首都,北京承載了諸如金融,高科技,教育,醫療,文化等中心的重任——從城市容納體量來看,屬于巨無霸的量級。中國像北京這樣的超大型城市還有重慶(2千8百萬),上海(2千3百萬),成都(1千4百萬)等地方。
 
  管理超大型城市本身就是一個挑戰。北京在1萬6千平方公里面積上容納了2千萬居民,光是管好環境衛生就是一個不得了的民生事務。對比美國舊金山由城市群組成的灣區,1萬8千平方公里面積有8百萬居民——其中最大的舊金山市有90萬居民,而像其北面30公里外的San Rafel這樣的衛星城市,人口不過7萬。但這樣的小城市也有市長及管理團隊,可以想像他們的市政管理壓力會比較小。
 
  對企業營商而言,超大型城市的優點是市場規模大,眾多行業的集中也有助于形成協同聚合效應;若是駐扎在北京這個首都城市,更是具備靠近政府決策中心的天然優勢。但負面因素也不少:除了運營成本(如場地租金)居高不下外,超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意味著企業必須出更高的工資才能吸引員工。而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大城市病更讓企業為留住人才而傷透腦筋。
 
  設立雄安新區,為應對大城市病提出了一個新的解決思路,通過分出一部分目前高度集中在超大城市(如北京)的機構,行業,及資源,既減輕城市管理壓力,又能培育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雄安新區的成功,可以作為標桿效應,引領類似舉動,促進中國全國范圍內,更均衡,更有競爭力的地域經濟。
 
  這是一步必要的好棋,可是怎樣才能把棋子走好,達到預期的效果? 或許可以參考一下國外的相關發展經驗。  
 
  美國如何實現地域經濟的均衡發展?
 
  雖然美國與中國政治制度不同,但兩國作為世界前二的兩大經濟體,國土面積也差不多,從經濟地理的角度來看,商業分布的地域規律應該有相似之處,那為什么在美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商業聚集沒有形成像北京那樣的超大城市集中度呢?先看以下數據:
 
  全美人口最多的10大城市及主要支柱行業(來源:Ballotpedia, city-data.com)
 
 
  美國的首都華盛頓特區人口65萬,只排在第23位。它的前三位支柱產業是聯邦政府(最大雇主),專業服務,及信息/通訊技術。
 
  從美國行業中心的地域分布來看,基本上沒有一個大城市能獨占多個行業的龍頭。除“專業服務” (比如咨詢,保險等)及高科技的行業中心相對發散外,每個大城市都有其全國領先的優勢產業(比如洛杉磯是創意娛樂產業)。總體而言,美國的行業中心在地域分布上相對均衡。
 
  像美國那樣地域分散的行業中心,會錯失機會及資源的聚合效應嗎?
 
  在中國,很多企業扎堆在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的一個理由是,企業集中聚合成片更容易找到合作機會,可更好地借助外界資源,促進企業成長壯大。
 
  這個邏輯有一定道理,但各種行業的簡單聚集疊加,比如金融 + 文化 + 制造 + 醫療 + …并不一定能帶來成線性增加的益處。事實上,行業之間的協同效應往往在相鄰相關的行業中更明顯,比如生物制藥與醫療(洛杉磯),能源與化工(休斯頓),專業服務(軟件)與高科技制造(圣何塞)——而這種類型的臨近行業聚集,在美國目前的行業中心分布中并不少見。所以這方面的擔憂是不必要的。
 
  另一方面,對于像北京這樣的超大型城市,多種行業中心的聚集,雖然帶來了一定的聚合效應——但隨之而來的大城市病,及吸引留住人才的挑戰,讓這種大規模的聚合顯得有點得不償失。
 
  或許,在城市經濟發展中,像美國那樣,把行業聚合集中在若干相關行業,是個“經濟適用”的配置。
 
  商業交流溝通怎么辦?
 
  當然,對于企業,業務最終還是是要擴展到相關行業之外的:比如把軟件服務賣給教育機構。一般認為面對面的商業交流更有利于溝通,促進銷售?。那么,像美國這樣的地域分散型行業中心, 是否會因此吃虧呢?Maybe, 但可以出差。
 
  根據GBTA基金會2015年數據,中國與美國基本并列全球兩個最大的商旅出差市場——各自的年度總花費約在 3000億美元左右。
 
 
  雖然兩國的商旅出差花費總量接近,但中國人口(13億7千萬,2016)是美國(3億2千萬, 2016)的4倍;如果假定兩國的商務人士占總人口比例大致相同,那么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美國的商務出差比中國的更頻繁活躍(即使考慮到由于貨幣等因素,中國平均單次出差費用可能比美國為低)。
 
  的確,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數據,2016年,美國國內航空客運量約7.1億人次,是全球國內航空客運第一大市場,中國則以4億人次排名第二。雖然這個統計數據沒有區分商務及休閑航空出行——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國內的商務出差市場活躍.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由于行業中心分散帶來的地域障礙,讓不同行業之間的商務交流溝通,依然可以有效充分進行。
 
  跑“部”錢進呢?
 
  為什么要駐扎在首都北京?可能不少中國企業(包括駐華外企)都可能想到一個原因——跑“部”錢進方便呀——指的是企業爭取從中央政府部門想方設法要政策,要資源,要扶持。
 
  在美國,不少行業中心并不是位于首都華盛頓,那是不是在政府關系及支持上有些吃虧呢?不見得。首先,依然可以出差呀(見上一段分析)。其次,在華盛頓龐大的專業服務行業中,不少雇員任職于專業的政府游說公司(lobbying firms, 占到當地雇傭人數的10%)。他們的工作就是替企業或行業利益發聲,疏通政府關系, 爭取有利的法規政策。
 
  既然有經驗豐富,人脈亨通的專職人員常駐華盛頓跑“部”錢進,那么僅僅為了這個考慮,把公司駐扎在首都似乎也就不那么緊迫必要了。
 
  商務人士生活品質能不打折嗎?
 
  無論多么擁擠堵車,房價高昂,堅決不逃離北上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生活質量,比如白領最看重的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這些服務素質,還是首都的水準更勝一籌。
 
  那么,美國行業中心地域分散,離開了美麗的首都華盛頓,商業精英們是否會感覺生活質量有顯著落差?且看以下數據:
 
  2016年,由US News評出的10大最佳醫院
 
 
  其中除了排名第4,位于華盛頓周邊巴爾的摩的John Hopkings醫院之外,其它9個都散布于全美各地。從醫療資源分布來看,首都華盛頓并未一枝獨秀,在美國其它地區依然可以享受有高水準的醫療服務。
 
  再看陶冶情操的文藝服務——比如高大上的交響樂演出,2016年,ThoughtCo評出了全球最佳的20個交響樂團:來自美國的芝加哥交響樂團排名第5,克利夫蘭第7,洛杉磯第8,波士頓,紐約,舊金山分列第11到13,大都會交響樂團第18。從這個維度來看,高水平文藝表演在美國還是有一定的地域選擇自由——不會有離開了華盛頓就淪為下里巴人的擔憂。
 
  除了這里舉例的醫療,文藝之外,在其它諸如零售,教育,美食等生活品質維度上,美國的地域分布也相對均衡,客觀上為行業中心的地域分散提供了有力的后援支持。
 
  雄安新區一聲響亮啼鳴——有人看到的是飛漲的房價——但其實背后更深層次的含義可能是,它預示了在中國,行業中心的地域分布,開啟了從高度集中,向多元分散的漸變過程。未來,也許人們不會意外,中國的電商中心在杭州,航空物流中心在鄭州,生物醫學中心在成都……行業中心的分散發展成為可能。這樣區域分散性的行業中心分布,對于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可能有以下的積極意義:
 
  一是, 降低社會對超大型城市的依賴,讓超大型城市進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二是,減小地域發展差異,促進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三是,發揮獨特地域優勢,讓行業發展與地區特點有機配合,相得益彰——比如新疆可成為面向中亞西亞的國際貿易中心。四是,降低超大型城市的管理風險,培育更多的宜居城市群。
 
  參考美國過去的發展經驗,分散性的行業中心,需要輔助以高效的商務溝通渠道——如互聯網,這方面中國發展速度已經很快;以及便捷的商務出差服務——這方面中國的未來發展也比較樂觀,除了四通八達的高鐵網絡之外,預計在2024年中國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航空市場。兩條因素都是利好消息。展望未來,隨著尖端技術如虛擬現實VR的發展,距離或許在商業交流溝通中將更加不是障礙。
 
  另一個啟示是,需要注意配套發展生活品質產業。只有當企業員工在各個區域性的經濟中心,都可以享受到與目前只有在首都,或超大型城市才能享受到的高水平教育,醫療,文娛等服務時,他們才會安居樂業,所謂行業中心的分散化發展才可能長久持續。
 
  雄安新區,目前它畫出的可能只是中國地圖上的一片三角形,但歷史可能會記住,中國商業從此開始進入地域經濟百花齊放,百舸爭流的燦爛時代。
 
  (作者 竇文宇 系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副院長,EMBA(中文)課程主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责任编辑:程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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