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袁彌昌在6月5日《明報》「筆陣」發表《香港前後30年的分水嶺》(以下簡稱袁文)，其觀點大意是，香港過去30年追隨西方自由主義並追求西方民主制度，但是，當前，西方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都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制度和發展模式取得了矚目的成就;然而，香港不能因此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亦即不能由以往學西方改為學中國內地，正確的方法是行「中道」。至於香港應當行的「中道」是什麼，袁文沒有提供答案。

　　「中道」究竟是什麼?

　　主張香港行「中間道路」或「中間路線」，不自袁文始。在2015年6月特區第四屆政府關於普選產生行政長官議案被反對派否決後，公民黨和民主黨各有一些重要成員或者主動退出或者被迫退出，分別成立旨在追求「中間道路」或「中間路線」的團體，其共同點都是力圖在傳統「泛民主派」與建制派之間找到獨立定位，核心問題是對待中央的態度——企圖既不親也不反。這一類努力究竟取得了多少成績?能否取得成功?本文不予評析。筆者在這裏要指出，袁文所主張的是另一種「中道」，即：不是以對待中央態度來衡量，而是以對待國家與西方若干國家關係來判斷。

　　如果袁文的意思是香港不照搬國家主體制度，那麼，「一國兩制」的本意便是如此，算不上「中道」。

　　如果袁文的意思是香港在中美關係中既不能親美也不能親國家，那麼，既是不可能的也違反了「一國兩制」。說「不可能」，是因為一方面香港同西方若干國家建立了根深蒂固的聯繫，西方若干國家在香港擁有深刻而重大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香港已回歸中國，與國家主體經濟一體化已相當深入。說「違反『一國兩制』」，是指作為中國一部分香港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義不容辭、責無旁貸。

　　所以，讀了袁文後，我一直思考，袁先生心目中的「中道」究竟是什麼?

　　須切實對症下藥

　　毋須諱言，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香港社會主流觀點是西方自由主義制度和民主政制是好的，香港回歸後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便是基於那樣的判斷。但是，特區成立近21年了，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未變，政治經濟民生等結構性問題卻不斷惡化，試問：是制度出了問題，還是制度的執行或運行出了問題?

　　按袁文的說法，是香港追隨西方制度出了問題，果如此，則需要反思「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竊以為，與其談論空洞的「中道」，不如做這一件切實的事。

　　如果反思原有制度的結論是制度仍適用但是執行或運行有問題，那麼，必須把具體問題逐一找到並給出解決的辦法或方案。如果反思的結論是原有制度需要有所調整或完善，那麼，必須提出可行辦法或方案。如果反思的結論是，原有制度有需要調整或完善之處、同時在執行或運行上也有問題需要解決，那麼，就雙管齊下。總之，坐而論道固然需要，但香港更急切需要的是對症下藥。

　　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一國兩制」需要與時俱進，今天香港內外環境和條件，與二三十年前比，雖不可謂面目全非，也是難尋陳。

　　今天，香港居民，作為個人，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可以自由選擇，只要做事不違法。但是，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能藉口「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而拒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一國兩制」與時俱進應有之義。正確做法，是既反思和完善香港原有制度及其運作，又以開放心態和創新思維找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途徑。

　　香港大體有兩類公共知識分子，其一是坐而論道;其二是欲以自己的見解影響政府管治和施政，或者影響甚至決定其一政治派別或某個政治團體的行為。前一類公共知識分子，不妨活在象牙塔裏，抒發個人情緒或者願望。後一類公共知識分子，則應當腳踏實地，不管見解是否符合香港發展大勢，總要讓政府或政治派別、政治團體有所參考。

　　我同袁彌昌先生只有一面之交，但常讀他的文章。他應當屬於後一類公共知識分子，見解頗有意思，所以，我寫這篇短文向他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