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报网讯】记者齐晓彤、邓建乐报道：10月9日，中国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来港进行30亿美元主权债券推介，继去年10月下旬中国财政部重启中断了13年的美元主权债发行，王毅作为中国政府官员代表，首度来港进行对投资者的公开演讲并现场答疑，令人耳目一新。
今次30亿美元债发行定价之前，王毅再度现身香港金管局演讲60分钟并现场答疑。从中国发展融入世界、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以及存续期主权债券二级市场表现等六个方面，深入浅出地向现场的160名投资者代表和线上150多家机构投资者分享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思考与总结。
以下为王毅的两次推介会演讲实录，标题分别为
《2018：中国债券是定海神针》，全文一万字一千字左右。
《2017：购买中国资产是投资者首选》全文八千字左右。
此文稿根据演讲者录音整理并编辑。
2018：中国债券是“定海神针”
核心观点摘要：
当前环境下中国经济运行有三个主要特征：通过开放融入世界、通过转型发展实现高质量增长、供给侧结构改革增强内生动力。
中国已解决了次贷危机下大国发展失衡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贡献者。
因为债券通的开通，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内地债券投资的兴趣在上升，外资持有中国国债的比例较2017年上升一倍，进入到中国内地市场的机构者数量也从186家上升到445家。
中国现在的城市常住人口是58.5%，全世界的城市化水平接近80%，按照我们目前的走势，中国至少还有20%的空间，还有15-20年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的杠杆水平在攀升，从2008年的141%攀升到2017年的255%，但攀升的速度近几年大幅下降，中国总体杠杆水平与发达经济体276%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房地产是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经济变量，也是高度提防的金融稳定增长和经济稳定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对于房价调控我们坚持“一城一策”，在2020年之前，房地产税会通过全国人大立法。
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是指赤字率上升，而是减税降费，“营改增”实施以来累计减税2.1万亿元，预计2018年总体减税降费将超过1.3万亿。
国有企业瘦身健体，成效显著，杠杆率在下降。
中国开放共赢 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
中国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
“很高兴借这个机会又站在这里和各位机构投资者分享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刚刚走进大厅的一刻，让我想起去年，11个月之前在这里推介美元计价的中国主权债券发行的情况，想起过去的一首歌“还是老地方，还是老景象”，过去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很有幸在这里见到很多新老朋友。”王毅的开场白很快拉近了与现场投资者的距离。
“过去的11个月，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全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坦率地说，选择这个时间点，很多老朋友告诉我这个时机似乎不太好。美国和中国有贸易摩擦，最近美元持续加息，利息水平在抬升，债券价格更是创过去7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我们是否有信心做好这次发行?大家一起来看看。”王毅解释，推介会并不是劝说所有投资者都来买中国主权债，而是希望投资者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经济。
他表示，“我今天想讲一讲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在当前环境下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中国经济发展现在有三个特征，通过开放融入世界，通过转型发展来实现高质量增长，以及内生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动力，讲述这三个特征后，再讲一讲为了迎接挑战，将采取哪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最后分享一下，当前中国政府制定的三大攻坚战的一些情况，面临的新挑战和机遇。”
40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达9.6%
关心中国经济、长期观察中国经济数据的投资者都比较熟悉中国经济的情况。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王毅向投资者分享到，2013年之前的十年间，中国创造了10%以上的高增长。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9.6%。在高速增长的推动下，去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2.2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5%，是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只占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60%。美国去年的GDP总量是19.39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4%。
虽然中国经济体量确实很大，但王毅坦率地表示，我们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毕竟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全世界的人均GDP是1.1万美元，去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800美元，美国的人均GDP是5.9万美元，无论是和美国，还是全球的居民水平相比，中国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上星期发布的中美贸易白皮书中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中美的差距还是相当大，到过北京、上海、深圳的朋友都感受过中国的巨变，但是离开这些高楼大厦300公里、200公里，都可以看到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二元经济，有很多贫穷、落后的现象，王毅强调，这是了解中国经济所必须要时刻牢记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他也提醒大家注意，不可否认，过去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这在全球贸易中有清晰的体现。在90年代初，中国商品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总贸易出口额的2%左右，在2001年，中国占世界贸易份额还不到3%，2014-2016年间，中国的份额已提升到13%左右。此外，除了一般的货物贸易以外，我们在经常项下服务贸易的占比也在提升。
债券通令外资持有中国国债比例激增
王毅表示，除了贸易融入世界以外，中国的经济也在融入世界经济。在前几天刚刚发布的全球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数据来看，美国的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现在的支付占比大概是2.12%，是全国第五大的交易货币。在各国的央行外汇资产配置当中，人民币占比是1.84%，余额达1934亿美元，这些数据都在提升。
因为债券通的开通，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内地债券投资的兴趣和持有中国债券的比例都在上升，外资持有中国国债的比例从2017年的4%提升到8%。进入到中国内地市场的机构者数量也从186家上升到445家。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实体经济融入世界，金融走向世界，中国对外投资的总额、对外负债的总额、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都在不断地增长。中国每个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中国是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面对融入全球的格局，中国政府在加大投入营商环境的改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在全球营商环境的排名从2013的96名提升到现在的78名，但排名远未达到中央政府和李克强总理的希望，李克强多次疾呼并提出了各种具体举措来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
王毅强调，中国融入世界并促进世界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平衡的贡献者。大约在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全球提出要量化约束，对经常项下过度失衡的国家提出了量化约束指标，从那时开始中国便极力促进中国经济走向自身的平衡。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前两年，经常性账户差额占GDP的比例为2.1%左右，今年的发展趋势有可能是1.6%，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已经解决了次贷危机下大国发展失衡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贡献者。
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转换
第二个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在转换，王毅向投资者分享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诸多红利。比如一直沿袭东亚国家崇尚储蓄的传统，高储蓄可以支持高投资;比如有14亿的人口规模，曾一度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是源源不断的;比如曾经对环境的保护比较忽视，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取舍方面出现偏颇，导致很多企业发展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付出了发展的代价;再者，中国加入WTO后，享受全球自由贸易的好处，享受比较优势和分工的好处，获得贸易顺差;再比如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城市的常住人口从改革开放初期不到30%提升至58.5%，每年平均提升1.2%到1.3%，这些红利促成了中国过去30年甚至40年的高增长。
王毅表示，现在这些红利都在发生变化，应对变化，中国提出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只追求数量的扩张，更要追求质的提升。同时也要看到，全世界的城市化水平接近80%，按照目前的走势，中国至少还有20%的空间，还有15-20年的城市化进程。
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六成
王毅表示，从GDP核算的角度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贡献比重在增大。在1997年到2017年的20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54%，到2017年提升至58.8%;消费超过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动能;出口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虽然这些年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没有太多提升，但是出口的结构在发生改变。一般性的加工和劳动性密集的产品的出口在迅速下降，比如衬衣、毛纺织业都被非洲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生产的产品所替代，但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在提升。
王毅还颇有兴致地向大家分享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中美贸易摩擦起始阶段，中美各自宣布500亿互相加增关税清单时，有网友分析后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从选择性增收的关税来看，中国是一个工业品生产大国，而美国是一个农业品大国(全场有笑声)，因为中国征收的都是美国的农产品，而美国征收的都是中国的制造业产品。
王毅表示，中国的消费结构也在升级，一般家庭用于基本食品的支出在下降，即全国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在下降，在这个下降过程中能看到一个可喜的变化，中国的收入结构在发生变化，收入分配得到改善。从发达经济体来看，中国45%-46%的基尼系数仍然偏高，从自身纵向发展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在逐渐下降的，如果能够长久的发展下去，就可以实现老一代领导人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也衷心希望中国能够往这个方向走下去。
城乡收入差距也印证了基尼系数的改善，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经济增长要快于农村的经济增长，这也是很多国家经济起步和起飞阶段的现象，这些年，随着大量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和城镇的收入差距在缩小。
科技领域增长动能显著提升
王毅也提醒大家注意，在科技领域，能够明显观察到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在发生改变，全球来比较，从对科技的投入、引进的风投资金、发明专利的情况，以及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都可以印证中国的科技技术水平在逐步提升，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道格拉斯函数在发生变化，全要素生产力在提升，这是大家乐见其成的改善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
源于中国内生的需要而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一个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为什么中国要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王毅解释到，观察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似乎都有一个规律，当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时，人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会发生急剧变化，品质在急剧提升，但这时传统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的供给结构已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用中国的话来说，供给结构已经赶不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这种现象。
2017年中国杠杆率255%
对于大家比较熟悉的“三去一降一补”，王毅重点分享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去杠杆、防风险。从结构上看，中国的杠杆水平的确在攀升，从2008年的141%攀升到2017年的255%，但攀升的速度近几年有所下降，中国总体杠杆水平与发达经济体276%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王毅用三句话描述了中国高杠杆的内部结构，第一句话，中国总的杠杆率高主要来自于非金融实体企业的杠杆率偏高，非金融企业部门占GDP的比重最高可达165%，这两年去杠杆后有所下降。第二句话，中国住户部门的杠杆率并不高，但是上升速度很快，从25%上升到48%，十年的时间翻了一倍多。分析住户部门的杠杆结构可以看到，居民杠杆主要源于住房的按揭贷款，不是购买手机等消费品，购买住房的按揭贷款在中国的首付比例要求是很高的，居民按揭贷款支付的利息支出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较低，由此来看，风险不应该太大，按揭贷款的不良率是很低的。第三句话，中国的政府债务水平不高。去年我在这里做演讲的时候，有投资者问到，这些债务杠杆率的上升是否来自于政府债务，虽然中国政府公布的政府债务水平不高，但大家还比较关心公布的数据是否全面?公布的数据是否真实?一会儿在财政政策板块进行具体分享。
为了去杠杆，政府部门降低了财政赤字率，去年的赤字率是3%，今年在保持同样赤字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即在分子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分母GDP的增大，赤字率由3%降低到2.6%，中国也对国有企业进行去杠杆，最近公布了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警戒线，要求不同的行业根据行业的特征控制资产负债率。为了去杠杆，我们做了一些债转股和企业破产重组清算的工作。居民部门的杠杆总体风险不大，出现了正规金融体系以外的P2P、消费信贷的创新，让居民部门有了一些损失，但总体影响不大。
国有企业瘦身健体杠杆率下降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部分。王毅表示，过去4年间，中国过剩比较明显的两个行业，煤炭的产能去了6.9亿吨，钢铁的产能去了1.45亿吨，去年以来，全球的石油价格在上升，刚好赶上中国去产能的效果发生作用，上游产品的价格和上游企业的盈利都在提升。深入推进去产能，要坚定不移地处置“僵尸企业”，我们对国有企业提了一句口号“瘦身健体”，过去几年，对中央的国有企业分支机构压缩了8390家，处置“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达1200家，由此节省的成本和减少的亏损达1634亿元。在这些举措的作用下，2016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在下降。
王毅强调，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中国漫长的市场化进程都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18大以后，提出了“1+N”的改革系列措施，1是中央政府制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总体的一揽子的指导意见，要求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员工持股、改革薪酬激励，在国有企业内部得到正向的激励和约束。如果能够持续地推动这些政策措施落地，我们能够看到国有企业效率的提升，他们可以在非市场竞争领域发挥更多作用。另外，中国还推出了“双百行动”，即在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中各选择100家企业实施深化改革。
2020年前房产税会完成全国人大立法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三方面是去库存。王毅强调，我们坚持一个理念，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在城市化进程当中，中国每年还有2000-3000万的人口要向城市转移，房地产又是不可移动的固定资产，在区域不平衡的城市化进程中，或多或少都会伴随着房地产的泡沫，我们不否认这中间有风险，比如有一些大城市房价奇高，远远超过购房、租房、售房的一些阀值。在很多三四线城市，由于土地获取相对容易，房子的供给超过了当地的实际需求，这些风险和银行信贷相关，对于这些风险我们高度重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不发生房地产大起大落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在整个房地产调控上综合施策，并建立长效的机制，对房价的调控“一城一策”，我们现在正在探讨建立房地产税的政策。
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回答记者提问时分享了房地产税的立法进展情况。可以预期，根据中国立法的要求，在2020年之前，房地产税一定会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但实施细节要看具体的情况。
“另外，我们大力推动房地产租赁市场发展，租售并举，大力推动城市和农村的廉租房建设。过去五年，改造了2600多万套城市棚户区住房和1700多万户农村危房，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中国一个家庭3.3-3.4个人，过去五年，有1.5亿的中国老百姓因为政府的支持而改善了住房条件，这还不包括通过市场化、完全商业化的房地产市场而改善的情况。房地产是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经济变量，也是高度提防的金融稳定增长和经济稳定增长的不确定因素。我们有信心把这些长效机制做好。”王毅如是说。
财政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关于财税体制改革，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个是完善分税制，厘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第二个是完善预算管理，特别是花钱的绩效考核要完善，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第三个是完善税收制度改革。从这些指标来看，这些年中国的财政政策取向一直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三季度以后，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央政府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整个市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王毅对此进行了澄清，实际上财政政策并未发生很大的转变，过去多少年中国一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并不是指赤字率，从赤字率的变化来看，今年的赤字率较2017年的3%向下收缩。
2018年减税降费1.3万亿
“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减税降费的财政政策”，王毅表示，虽然不少的民营企业家和中小微企业家、创业者的获得感不强，但不可否认，从数据统计上，在2017年，整个减税降费的规模是1万亿，在2018年，预算报告中批准的减税降费的规模是1.1万亿，但年中开始我们加大了对中小微企业科技投入的支持力度，今年总体减税降费将超过1.3万亿。
为何有些企业获得感不强?王毅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政策并不是集中在某一类企业中，而是覆盖中国主体税种的各类企业，比如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利息抵扣增值税，来提升银行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另外，这些政策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推出，而非在2018年1月1日整体的一次性推出，发挥政策的作用还有一定的过程。此外，我们的优化税制还需要一段时间，中国推行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增值税改革，“营改增”实施以来累计减税2.1万亿，最终的目标是把三档税率降到两档税率，并且要压低最高的税率。
个税的抵扣细节预计本月可出炉
王毅谈及今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从3500元提升到5000元时表示，很多人可以从中受益。从明年的1月1日开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将对六大专项项目进行抵扣，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房贷的利息、住房租金、对老人的赡养费用，他表示这些抵扣的范围，已经超过个人所得税按照家庭计税的抵扣范围，力度很大，具体的细节大约在10月份能够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王毅表示，另外一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方面是改善、优化制度结构，从数据可以看出来，过去这些年，我们对一般性的民生支出，包括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的支出都在提升。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些问题，今年有两项社会保障制度正在优化，都是受到欢迎的。第一个，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人口流动不匹配的现状，建立了省之间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调节，对长三角、珠三角人口净流入的8个省，把他们的社会保障结余，调节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央政府一分钱不收。第二个，正在建设中的，大家关注的社会保障征收的问题，我们改革了社会保障征收的机制，在征收效率有可能提升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研究阶段性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的缴费比例，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2018年地方专项债规模13500亿
王毅重点介绍了政府的债务情况。从预算审批和控制的角度来说，去年年底纳入全国人大预算债务审批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是36%，不排除在这之外地方政府有一些隐性的债务或者各级地方政府平台举借的债务。2015年，新的《预算法》实施以后，严禁地方政府通过举债去扩大支出，为了堵这个门，今年出台了严厉的问责机制以及追责办法，同时开大前门，在地方政府一般性的债务之外，提升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的发行，根据地方政府的需求，经过全国人大统一的审核以后，再分配给各级地方政府。中国的专项债有点像美国的项目收益债，2017年，专项债的规模是8000亿，今年通过的规模是13500亿，开启了有效的前门。
货币政策：M2增速确实在下降
财政政策之外，中国的货币政策长期坚持稳健中性。李克强总理表示，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但是绝对不能搞大水漫灌，注意精准调控。王毅现场分享并对比了过去十几年中美两个大国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中国的中央银行总资产占GDP的比重已从次贷危机的65%下降到45%。在美国和日本还在探讨是否缩表时，中国早已开启了缩表进程。
从近三年控制货币投放的基础货币工具来看，除了2017年的剧烈波动以外，中国基础货币增速总体维持在较低水平。观察经过基础货币投放后成为全社会货币总量的M2，除了次贷危机以后，为了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传导，我们主动采取了应对措施而导致异常波动以外，M2的速度确实在下降，基本在8%-9%。
中国的货币制度提倡推进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币值变化的、有管理的浮动人民币汇率。王毅表示，在这个汇率制度的安排下，可以观察到，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和美元指数的波动有一定的协同性，排除这个因素，如果用一篮子货币来衡量，则不一定是这样。如果用境外远期汇率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相当有限，不会出现剧烈的大幅波动，这一点能在数据上验证，我们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平稳，信心来自于两点，一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且体量较大，二是中国拥有充裕的外汇储备。
对外开放政策不会因中美贸易摩擦而改变
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了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后，金融领域正在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王毅分享了三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一，机构的开放，大幅度消减了境外资本在华设立各类金融机构股比的要求，不再要求境外机构必须与中资金融机构合资。另外，推进了内地与香港股市的互联互通。最后，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大量的资金通过香港来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也有大量的机构到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这些对外开放我们都是按照既定的策略在推行，不会因为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而发生变化。
此外，为了强化金融监管，今年中国改革了金融监管的机构，把银行和保险的监管机构合并，并且成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来协调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以及担负宏观调控的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部门的监管职责。
银行业不良贷款监管标准提升
金融监管上的目标是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表外创新，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过度创新所导致的风险。王毅表示，熟悉的朋友都知道，中国治理了表外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的规模在大量下降，严格了理财管理，规范了资产管理，银行同业的规模大减。有人对中国的信用风险担忧，从数据上来说，目前的信用风险不大，不良贷款占银行信贷余额的占比接近1.74%，并不高，但对这个数据的怀疑一直存在。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真正让银行不良得到有效的处置和防控，我们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大力剥离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过去中国成立了4家处理不良的资产管理公司，并根据各省情况批了50多家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一年可以处理接近2万亿的不良资产;二，严格商业银行对不良的计量和管理，所有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即便是正常类贷款或者关注类贷款，都要计入不良贷款，目的是通过严格的监管标准让不良的数据更加严谨真实。
王毅表态，他认为中国不良贷款的风险不大，底气来自两点，首先是中国商业银行有比较高的拨备，国际大银行普遍不超过100%，但中国监管的拨备合规要求是120%-150%，商业银行的实际水平远高于监管要求。另外，无论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还是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他们的资本充足率都远远高于《巴塞尔III》的指导要求。
污染治理成效显著 清洁能源占比提升至21%
王毅还向大家分享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想建立一个全面小康、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目标下，我们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制定了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和方略。其中与中国经济金融相关的三大任务是在2020年之前要实现的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
在脱贫攻坚方面，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去年指出，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从40%下降到到目前不到10%，中国做出了绝大部分的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7亿多人在世界银行贫困线以下，现在只有不到3000万，中国计划在2020年之前实现全部脱贫。
有一句深入中国老百姓人心的话“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王毅表示，这句话与很多发达国家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先污染后治理”得到的教训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得到这句话的成本也是相当大，是沉甸甸的。为了实现这个理念，在今年的中国政府改革中，专门组建了“生态环境部”，由该机构统一履行城乡的环境污染监管，在机构安排之外，在制度上也做了一系列的系统安排，对大气、土、水的治理都提出了十条治理要求，即“大气十条”、“土十条”、“水十条”。
“大气十条”的治理效果相当的好，老百姓都能够切身感受到，雾霾的天数在下降。王毅还分享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他说自己作为在北京，这个曾经一度雾霾比较严重的城市生活了30年的城市居民，感受到近两三年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过去的粗放发展带来了重金属的污染，治理起来是相当麻烦的，政府正积极努力去做。
谈及中国对水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王毅自己爆料，其曾经在地方政府工作过，中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建立了“河长制”，他曾担任过一条小河的河长，要负债把那条小河的污染治理好，但因为工作时间不长，很快调走了，不知道后面的治理效果如何(大家大笑)。
王毅表示，从数据上看，清洁能源占总的能源消费的比例从2013年的15%提升到现在21%，烧煤、烧气，包括汽车排放的标准都在大力的改善。
世界总是在发展，虽然计划赶不上变化，但面临这些变化，我们随时会调整应对举措。
中美贸易摩擦：有影响、有应对、有底气
谈及大家最为关心的中美贸易摩擦，王毅坦率地说，中国是融入世界的红利获得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从不到4%的出口份额发展到现在13%-14%，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积极拥护WTO，积极支持自由贸易制度。“我本人相信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所开创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学说仍然在国际贸易当中占主流。”王毅如是说。
虽然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还没有画上句号，王毅表态，他认为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有影响、有应对、有底气。10月8日，IMF最新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表示，由于贸易的不确定性，下调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总量0.2个百分点，保持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6.6%的预测不变。此外，全球价值生产链的分工也会受影响。
王毅相信对美国自身也有影响，他近期拜访过一些美国学者、政府和金融机构，也逛了沃尔玛和Costco，深深感受到美国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离不开中国的商品，贸易战会提升这些商品的价格，受影响的是美国的普通大众。从实际效果来看，8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是532亿美元，在过去半年内不断扩大，并未因为向中国征收较高的关税而缩减自身的逆差水平。
贸易战很难给美国带来产业回归
对于这种贸易战是否会给美国带来产业回归，王毅也请教了不少学者，他们认为很难，因为中美的劳动生产力工资水平相差太大，中国生产的商品，回到美国去，一般的美国民众也不会去生产，充其量是AI技术的提升，让机器人替代袖带工人。
王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有两方面的潜在影响，其一，对中国就业影响有限，从2007年开始，中国16岁到64岁的潜在劳动人口数量在下降，每年下降100万到200万，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第二产业的占比在下降，能容纳更多就业人口的第三产业在快速上升，中国这些年提的比较多的是用工荒、劳工荒，用工者的工资水平在过快上升，在这个大背景下影响有限。
其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有待观察。王毅查看了很多机构在不同的情境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在500亿、2000亿的不同假设下，在不同的汇率下，有不同的结果，有正有负。他认为，目前来看，对中国出口份额大的沿海省份的影响大于内陆城市，短期影响大于长期影响，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的贸易分工，共建“一带一路”，东方不亮西方亮。对心里预期影响大于实际影响。王毅还请大家对这些观点进行监督验证。
为了防备潜在的经济负面影响，中国政府提出了“稳就业、稳外贸、稳投资、稳外资、稳金融、稳预期”六稳政策措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就业岗位的轮训、对信贷投放的促进、对投资的拉动、对引进外资的鼓励都有一系列政策，有些已经出台，有些在陆续出台中，所以，中国有后手，有应对举措。
王毅风趣地开玩笑，14亿人口的大国，庞大的市场，稍稍有一部分中产阶级要来香港，整个香港就站满了人(大家大笑)。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大的需求，有很大自我周旋的余地。另外，他表示，面对这么大的市场需求，任何有远见的投资家和国际企业家都不会忽略这个市场。比如，最近福特的一款车福克斯的生产线在美国停产，全部迁到中国，因为在美国卖不了几辆，而中国市场需求巨大。
最后，王毅向大家分享一下去年美元债券的表现情况。他表示，去年以来债券发得很好、很成功，谢谢大家的支持!去年以来债券的走势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债券走势基本接近主权债券AAA级的水平，我们很满意。面对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面对美元债券的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如有些预测所言，美国债券走完了30年的高增长周期，而新兴市场波动比较大，面对这样能够起到“定海神针”的中国主权债券，你不买还能买谁呢?
2017：购买中国资产是投资者首选
2017年10月，中国财政部时隔13年来重启离岸市场美元主权债券发行，25日下午，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在香港金管局就美元主权债券发行做主题演讲。
以下为本报记者根据现场实录整理的文稿。
全球GDP增长 中国贡献三成
王毅认为谈中国的故事，离不开全球第一大的人口大国的背景，离不开全球第二大GDP总量的故事。他首先分享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从1978年改革后，中国30年以来保持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现在中国的年平均GDP增速为7%，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速为6.9%。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仍保持最高速增长，目前全球GDP增长中30%的贡献来自中国，中国人均的GDP已从2000年的2000美元增长至8000美元。
王毅表示，从物价水平来看，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国内最终商品价格表现比较平稳。今年以来上游商品的价格有所提升，但结合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变化等因素影响，CPI没有明显提升，最终消费价格仍保持稳定。而从价格以外的表现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发生了变化，从收入法核算和支出法核算下的GDP结构来看，由于近年来经济动能的转化，投资拉动的作用在下降，消费的动能在显著提升。
谈及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就业问题，王毅表示第三产业能比第二产业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过去几年每年新增加的就业是1300万人，今年前9个月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趋于稳中向下走势，就业呈现出较好的结果，就业形势的稳定保证了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王毅强调中国为达到以上的成果做了很多努力，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三去一降一补”。中国政府扎扎实实地降税降费，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许诺今年全年降税降费总额1万亿，今年3季度末，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在税收上的优惠达到了4000亿。去产能方面，煤炭现已去掉了4亿吨产能、钢铁去掉了1.1亿吨产能，也关停了一批低小散的企业。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行业的去库存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根据我国的测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中国的总杠杆率和企业杠杆率均有所下降。同时中国政府加大对短板地区的投入，比如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对公共设施的投入。
WTO使中国贸易份额快速增长
王毅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源自于中国经济更多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加入WTO以后，中国贡献的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4%增长至11%-12%，在外贸高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进口的一般贸易产品在增加，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越来越多，比如华为手机等。从国际收支来看，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余额3.1万亿，居全球首位。相对于进口需求和防御短期外债兑付需求，中国的外储在可比较的新兴市场中是最高的。
王毅还强调，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积极有为、顺势而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在历史的推动下不断往前，中国不会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也不会刻意安排时间表。
服务业税收占比大幅提升
谈及中国的财政收支，王毅表示从过去30年来看，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走出了一个“V”型，去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5.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1%，中央占7.2万亿元，地方占8.7万亿元，中央收入占46%，支出仅占20%，地方支出高达80%，地方政府支出的差额来自于转移支付，去年中央共转移给地方5万亿元的财政收入。
中国财政的收入绝大多数来自于税收，还有一部分非税收入。从财政收入的结构来看，这些年呈现出的积极变化与宏观经济形势的结构变化表现一致，来自工业和建筑业的税收结构基本保持稳定，来自于服务业的税收比例在大幅度提升。从财政支出来看，中国的财政支出并不都是用于“吃饭”，在过去这些年，中国对医保医疗、资源勘探、物质储备、基础设施、城乡建设、文化、科技、教育、技术等领域的支出在大幅度提升，在该类民生领域的投放总量和比例都显著提升。
政府债务也至关重要，2016年中国中央政府债务的余额是12.01万亿元，2014年预算法实施以后，地方债务出现了高速增长态势，去年地方债的余额达到了15.32万亿元。中国政府严格控制赤字水平，按照3%的赤字率来安排预算，2016年的赤字为2.18万亿元，今年的赤字为2.38万亿元，中国整体赤字占GDP的比重在全球大国中都是最低的。从债务余额来看，中央政府(12.01万亿元)和地方政府(15.32万亿元)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是36.7%，G20国家刨除欧盟后该指标的占比为91%，因此来看中国债务累积余额的比例并不高。
王毅表示，从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券结构来看，短期债券只占了18%，长期债券占比82%。中国债券还呈现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95%的债券都是中国人自己持有的。简单来说，中国的债务余额不高，债务持有人又非常稳定，他们不会轻易地为了流动性而抛售债券，所以放心地购买中国债券是投资人现在的最佳选择。
严格规范地方债管理
王毅也分享了中国政府的财税体制改革。他表示中国正在积极地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具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改进预算管理，提高财政预算的透明度，严格规范地方债务管理。王毅表示，很多经济学家和外国投资者都很关切中国的地方政府债，中国政府同样高度重视。从大的方面来看，2014年预算法修订之前，地方政府不能发债，2014年后，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规定的限额内可由中央财政代发地方债，但用途严格限定于公益性资本性支出，不能弥补一般公共性收入不足，也就是不能把发的债用于“吃喝”，而要用于资本积累，所以近两年地方债的上升都在预算额度管理之内。对于大家关注的借地方政府名义、用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发的债券，王毅表示按照现行法律来看这些并不计入地方债。如果地方政府要承担责任，这些国有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在政府的出资额度内承担法律责任。
从具体执行来看，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坚持“开前门、堵后门、化存量、控增量”这四项原则。开好前门，即满足合理的地方债务需求，例如发行土地筹备的专用债、收费公路的专用债，以及学者建议的地级市以上的大中型城市发行市政债;堵好后门，即严禁地方政府违规融资;同时积极消化存量控制好增量。
财政体制改革的第二部分是税制的改革，王毅强调中国做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增值税改革，增值税起源于法国，但中国现已成为征收增值税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还延伸了增值税的纳税链条，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金融业延伸，以减少重复征税，真正地发挥增值税的优势，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迄今为止，评估效果显示中国增值税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财政部实现了所有行业税负不上升的目标，同时财政收入总额不下降，着眼于未来，财政部也在探讨下一步增值税的改革方案。
财政体制改革的第三部分是根据事权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这是一个更加庞大的工程，中央也高度重视，去年曾就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下发规范性文件，未来将进一步推行。
中国央行缩表起步早于美国
王毅认为，过去几年，虽然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政府在短期内做了较大规模的资本性资金安排，使货币的投放速度有所上升，但本届政府这5年，中国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用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说，不搞大水漫灌，始终保持精准发力。在2008年前后，美联储总资产占GDP的比重为6.9%，到现在增长为24%，美国缩表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反观中国，由于前些年外汇储备的高增长成为基础货币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外汇储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一度高达90%以上，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增长的很快。近些年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进出口结构的变化和CAB(双顺差)占GDP的比重的下降，央行不由自主地走上了缩表的道路，中央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已从2009年的 65%下降到现在的46%，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缩表早就开始了。
中国银行业风险最低
谈及中国货币市场和银行业的运行情况。王毅表示，虽然近年来内地利率水平远高于香港，但总体趋势是渐进向下的。银行间回购市场的货币利率水平偶有波动但总体平稳，特别是2014年以来保持了稳中向下的水平。此外，投资者非常关心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和信用风险。放眼全球，即便中国在少量季度中的信用风险、银行不良贷款有所提升，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仍然是全球大国中最低的。截至2016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左右。今年前三季度，宏观经济运行好于预期、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利润改善，实体经济向好预期传导至金融业，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下降，关注类贷款和逾期类贷款也在大幅度下降。王毅坦率地讲，悬在中国银行业不良上游的那块冰正在逐步消融，中国政府对有效防范银行业的信用风险充满信心。
在金融双向开放方面，中国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过去三年，中国开通了沪港通、深港通，积极推进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政策落地，今年开通了债券通。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王毅还介绍了中国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方面的进展。今年7月，中国政府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议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他预期19大后金稳会将尽快成立，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指导银行、证券、保险及新型金融业的发展，最终让金融业、银行业回归本业，做精主业，支持实业。
中国国企进入去杠杆进行时
在第四部分，王毅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近些年中国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正稳步推进，从效果来看，过去几年企业利润下降的趋势得到了扼制，今年前9个月，工业企业的利润在明显回升，虽然表面上看工业企业资产和负债积累的速度没有跟上利息的积累速度，但实际上这正是国有企业去杠杆的表现，国有企业整体杠杆率开始趋于下降。在国有企业整体改革转制过程中有很多的成功案例，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合并重组和国有资本运营管理等案例。王毅提示投资人，在重视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中国也重视促进私营企业的活力，私营企业在就业、工业产值占比，抑或是工业企业利润构成贡献来说都占了绝大多数的比重。着眼于增强私营企业的活力，保护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焕发企业家精神，中国政府做了很多激励性的改革。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我们是做“放管服”的改革。将很多政府的权力下放，简化政府服务流程，将管理下放给市场，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财税金融双管齐下助小微
在财税体系和金融体系都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上个月，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颁布了一项支持小微企业的新政策：对小微企业贷款占银行新增贷款余额1.5%的金融机构，央行将对500万以下的贷款给予定向降准。如达到10%，在定向降准基础上，再下降一个档次。同时，银行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发放贷款需要缴纳的增值税，财政部予以免缴优惠，以激励金融企业对小微企业多贷款。这是今年支持小微企业的财税金融措施。
王毅强调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能，除了国企和私营企业，还有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李克强总理在过去五年也一直积极号召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中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给予了很多的政策支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进出口方面也得到了体现，在出口结构当中，纺织品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的出口份额在提升，更多的高技术含量产品在不断涌现。在进口方面，一般加工性产品、加工贸易产品的进口在下降，但初级中间货物和零配件的比重上升。目前，中国确定了制造业2025行动中要支持的六大重点领域：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工业机器人、新能源(电动)汽车、现代农业机械和高端医疗机械。
中国城镇化还有20年 区域发展潜力巨大
此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也来自于城镇化。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很低，现在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是57.3%。过去15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以平均每年1.25%的速度在提升。相较于美国和日本较为成熟的经济体，中国的城镇化步伐大概还要走20年。由此来看，中国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完成。
最后一个发展动能是我们重视区域发展。无论是京津冀互联互通发展，还是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和粤港澳湾区的发展，都列入了国家计划。在国家发展规划之上，我们正在建设“一带一路”，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地丝绸之路，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在资金上，我们提倡与这些国家资金互通。
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绵绵不绝的动力。
中国追求可持续、均衡发展
王毅在最后与投资者分享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展望。他表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和老百姓的环保意识正大幅提升，绿色发展已列入了中国五大发展观念，今后经济发展也要兼顾生态文明。从近两年的重视结果来看，已经初见成效。例如，单位GDP能源消耗连续几年下降;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也在连续下降;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升1.7%;同时，我们出台了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我们不能忘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在脱贫攻坚，在2020年实现小康目标时，这是中国政府的一大政策决心。关于实施效果，王毅引用世界银行现任行长金墉的评论：“中国解决了8亿人口的贫困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我们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重从40%下降到目前不到10%，对中国自身脱贫和全球脱贫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现在的贫困标准略高于世界银行一天一美元的水平。我个人预期，在实现小康后，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将更高的标准作为目标，并为此努力。
中国未来要实现收入分配均衡。从近年变化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改善，中国社会保险体系覆盖面、参保人数都在大幅度提升，缩小分配差距，完善分配制度也是我们的一大目标。党的十九大已经将社会的基础矛盾重新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均衡、不平衡发展的矛盾”，我想，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就是要让大家实现共同富裕。
简单地借这块宝地，向大家分享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看法。在中国建国一百年的时候争取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正为此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