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參與2014年街頭示威而被控罪的9名被告開審之際，8名英國國會議員試圖干涉該案件。被告因非法示威和靜坐而被控多項公眾妨擾罪。示威者當年的行動造成三條主要幹道被堵塞、巴士和救護車被迫改道。示威持續了十數周，導致了嚴重的公共破壞。

　　很明顯，任何文明之地都不會允許有組織地阻礙道路的行為，尤其是當這一行為旨在追求政治利益時。在英國，破壞公共秩序是不可容忍的，破壞者都會被繩之以法。香港政府在整個騷亂期間都表現出最大限度的克制，容忍示威活動進行，在這一點上香港政府是完全值得稱讚的。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涉嫌相關犯罪之人就能逃脫法律的制裁。

　　罪嫌應會受檢控

　　在香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動機或社會地位如何，有犯罪嫌疑的人都會受到檢控。

　　律政司檢視了針對9名被控者的證據，對那些被認定為應為公眾損害負責的人提出控告。控方在此過程中運用了他們的判斷力，這也是為公眾利益考慮作出的善舉。根據檢控政策，提出起訴的前提是有充分證據支持，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這一檢控原則同樣適用於英國。他們一定是在現有證據的基礎上合理判定出犯罪的可能性，這同樣適用於英國的制度。控方的決定將與政府無關，因為他們的獨立性受到法律的保障。基本法規定，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這一規定令所有的港人都能心安。

　　在香港法庭審判案件時，英國國會議員布魯斯(Fiona Bruce)卻向英國下議院提交議案，譴責香港政府。該議案批評港府以「空泛及模糊」的罪名檢控9名被告，指控港府意在「恐嚇、噤聲泛民人士」，並促英國政府就此事與港府交涉並考慮「進一步行動」。當然，這只是政治上的嘩眾取寵，不僅漠視了香港檢控官的獨立性，也無視香港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其實，要找出這項動議的背後原因並不難。

　　布魯斯與同在保守黨人權委員會任職的羅傑斯(Benedict Rogers)有密切的合作。二人分別擔任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羅傑斯因去年入境香港被拒以及成立「香港觀察」智庫而受到外界關注。

　　雖然「香港觀察」聲稱對香港的自由和人權狀況進行「獨立」分析，但是它的表現卻顯示了相反的作為。「香港觀察」的反華立場十分明顯，歪曲事實是它的拿手好戲，與宣稱的「獨立」分析實在毫不沾邊。它擅長兜售與香港有關的真假參半的消息，目的是抹黑中國中央政府。羅傑斯還曾在倫敦接待過黃之鋒和羅冠聰這兩名政治激進分子。黃羅二人因參加造成十名保安受傷的非法集會而被判罪，但是卻成為了羅傑斯口中的「英雄」。

　　此外，布魯斯本人利用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的職位邀請了幾名香港的社運人士參加最近在曼徹斯特舉行的保守黨會議。耐人尋味的是，受邀者包括羅冠聰以及正在香港接受審訊的戴耀廷。是誰在為布魯斯提供與香港有關的資訊並且慫恿她提出議案?答案顯而易見。

　　不應詆毀港法律制度

　　如果真如布魯斯所言，9名被告所面臨的指控「空泛且模糊」，他們可以讓自己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提出質疑。作為一名律師，布魯斯應該知道香港的法律制度在亞洲處於領先地位，備受尊敬的法官以公平的方式伸張正義。此外，與其捕風捉影搞小動作，她應該看看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公布的2017-2018年度法治指數。根據2017-2018年度法治指數，香港在113個國家或地區中名列第16位，低於排名第11位的英國，但是高於第19位的美國。

　　布魯斯不應該依賴有偏見的資訊來源來污衊香港的法律制度，而應該研究香港的基本法。如果她真這樣做，會發現基本法不僅規定每個被控罪的人都有「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而且法官也「獨立行使司法權」。因此，如果控罪真的如她所稱的那樣有缺陷，法院也會讓被告擁有公平審判的機會。或許，她也打算一併詆毀香港的法官?

　　無論為其提供香港情報的人怎樣抹黑香港的司法制度，布魯斯都應謹言慎行。畢竟，香港終審法院裏有許多來自英國的優秀法官，比如英國最高法院院長何熙怡(Brenda Hale)以及前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廖柏嘉(Lord Neuberger)以及范理申(Lord Phillips)。無論她的香港聯絡人提供給她什麼資訊，在抨擊何熙怡等人之前，她都應該三思。

　　以任何標準來看，中國允許來自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官在香港最高法院任職，就已經是一項了不起的舉措。這一舉措使全社會安心，也為香港的司法健全作出了重大貢獻。

　　因此，布魯斯應該抽出時間來了解香港法律制度的實際運作方式，而不是機械重複帶有偏見的評論以及詆毀香港的法律制度。如果她因此需要尋找更可靠的資訊來源，她也理應去做。因為這能極大地提高她的信譽，為此付出些代價是完全值得的。

　　(註：作者為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翻譯：李顯格。)

　　Grenville Cr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