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生

　　由長者綜援提高年齡上限開始，公眾討論不斷層層推進，最終觸及了長者就業難的命題。香港的長者政策到底何去何從，討論層次無疑愈來愈深入、愈來愈到位。然而，討論來到這一步，筆者有必要作出釐清，否則再往下走恐怕並不可行--到底，長者就業難不難?以下，不妨一同探究一些客觀數據。

　　首先，長者就業肯定比青年困難。統計處資料顯示，按年齡劃分，最新2017年65歲或以上人士的勞動參與率，僅得11%，無疑較其他群體出現斷崖式下跌。事實上，相關數字由25歲至29歲的近90%高峰，隨年齡的增長逐漸拾級而下，到50歲前尚有80%，但稍後跌勢就明顯加劇，55歲至59歲已跌穿70%，60歲至64歲還進一步跌到45%左右(詳見圖一)。毫無疑問，年紀愈大，勞動參與率愈低，相當程度折射了長者就業艱難。這是個不爭的事實。

　　較青年難 較往年易

　　可是，如果換作以年份劃分，情況則截然不同。因為，統計處數字亦指，近年長者的勞動參與率呈現不輕升幅，較2008年的谷底約5.2%，一路攀至2017年的11%，換言之幾乎翻了一倍。同期，換以勞動人口衡量，所涉人數更從40餘萬人，翻了兩番至近127萬人(詳見圖二)。換言之，長者就業並非愈來愈難，反而愈來愈容易，更多長者成功投入勞動市場了。當然，這波由2008年開始的升勢，或者是金融海嘯後經濟不景所致，不排除是已退休人士由於生活所需，而不得不重投職場掙取更多收入，某程度言並非什麼可喜現象;惟無論如何，撇除箇中考量，在經濟不太好的前提下，競爭力理應較低的長者竟然也能謀到職位，其實是進一步證明了，長者絕不更難就業，而是較前更易就業!

　　眾所周知，為了應對人口老化危機，全球各地都在延遲退休年齡。查以發達國家為主的OECD統計，其組織的平均65歲或以上的勞動參與率便達14.8%，比香港的11%為高。其中，不論是人口老化特別嚴重的日本(23.5%)，抑或人口相對年輕的美國(19.3%)，數字都較香港高出一大截。當然，跟歐洲相比，好像英(10.2%)、德(7%)、意(4.4%)、法(3.1%)等等，香港則是偏高了(詳見圖三)。惟毫無疑問，展望將來，日美才更應作為香港的效法對象，而歐洲等地實也苦於無法有效鼓勵長者就業。

　　應讓長者有選擇空間

　　更重要的是，要提高香港的長者勞動參與率，倒也不是什麼天方夜譚，或什麼不人道之劣行。再看圖二，不難發現，香港上世紀90年代初的長者勞動參與率，便處於10%以上水平，80年代時更超過20%。雖然，昔日的「獅子山下」已淪絕唱，港人似乎不再崇尚「拼搏精神」了;可是，容許長者自由地選擇是否重投職場，或是否留在職場，似乎才是尊重自由、予人更大選擇空間的應有之義。

　　所以，重要的討論不在「長者就業難不難」，而在「如何令長者就業變得容易」。社會討論要再推進一下，下一步的重點誠應眼於此，而非因為「長者就業難」的「偽命題」而裹足不前;畢竟，當大家確信了「長者就業難」的障礙，豈不會大大制約了向前突破的誘因?必須強調，這非「逼人返工」，到底基本法保障了市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如前所述，自由的選擇愈多，市民則無疑享有更多的自由。

　　要拆解人口老化計時炸彈，社會討論必須再往前推。趁此討論之機，我們誠應一鼓作氣，突破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