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特首董建華直言，自己任內開始推行的通識教育失敗，加上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建議，通識科應縮減課程及評估，凡此種種，令社會再度關注通識科究竟要如何改革，甚至質疑科目應否直接廢除。

　　要討論通識科的存廢，必須審視教育成果是否有效，以及是否有利、有用。

　　查教育局的課程及評估指引，通識科旨在透過探究各類議題以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觸覺；並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聯繫各科的知識，能從多角度研習不同的課題，從而建構與他們所身處的現今世界直接相關的個人知識。

　　問題來了，現在社會對通識抱有質疑，乃學生未能好好「多角度」思考議題，甚至因而變得偏頗、極端、激進，亦即存在通識科洗腦問題。

　　青年與主流分道

　　的確，通識教育自2009年成為「三三四」學制的高中必修科，青年人的政治不滿開始愈來愈高，這尤其反映在中國人身份認同上。最佳例子，乃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顯示，香港整體的「中國人」認同程度雖呈向下之勢，不過18至29歲的青年降幅尤甚，明顯與主流分道揚鑣。2009年前，青年的評分雖比整體為低，但分數仍高達7分左右，與整體差距亦僅維持不足1分，步調基本與普羅大眾一致；然而，隨時間推演，兩者分野竟然愈擴愈闊，在2012年中「反國教」風波時擴至近2分，到2014年「佔中」後青年評分且跌穿5分，而最新評分降到只有3.5分，跟整體的5.9分相較低了2.4分。可以看到，近年社會氣氛確然差了，惟青年不滿情緒卻顯然更差；其跟主流大眾的「脫軌」，肯定有其他因素導致。

　　關鍵是，以上種種皆要怪罪通識科嗎？青年為何特別不滿，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可能跟通識有關，亦可能跟通識無關。實不排除，通識的引入與青年的不滿，只是事有湊巧（coincidence），不存因果關係（causation）。

　　數字易「以全概偏」

　　當前，坊間多引述中大2015年進行的《香港「九十後」的公民價值及參與研究》，來說明通識教育對香港青年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即使逾半受訪者指通識課程牽涉太多政治，但這僅對學生預期的制度內政治參與有正面的影響，對公民和政治參與的影響則不大；另外，在焦點小組亦發現，通識科充其量提高學生對社會和政治議題觸覺，無直接證據顯示令學生變激進，又稱通識科沒令學生對社會和政治的建制，抱有更多負面批判，而是提高了他們循正常渠道參與政治的意欲。

　　必須釐清，統計數字只能反映一個大概，例如涉及「多數」、「不大」、「無直接證據」等字眼。所以，這很容易令人犯上「以全概偏」的謬誤，即用一個大數字來蓋過個別狀況。舉例言之，如果在校內設立「邪教科」，相信學生們都有常識辨別「邪」與「不邪」，故統計數據不難反映，「多數」學生均對邪教不以為然，邪教課程對學生影響「不大」，「無直接證據」顯示學生被洗腦。不過，若然有個別學生真箇被邪教洗腦，甚至出現自殺殉教行為等，豈不是一個都嫌多嗎？即使90%學生不受「邪教科」影響，也不能否定其對10%所構成的負面作用。事實上，近日便有數人因為政治事件而不幸自殺，這難道又不是一個都嫌多？

　　的確，哪怕一成學生被通識科洗腦，情況已不容輕視。查政治光譜上的激進分子，便從來徘徊一成左右而非多數。就連暴力衝擊事件，亦只須糾眾數百數千已夠，而不用全港市民、全體學生一起衝。過去幾年間，在示威遊行時訴諸違法暴力繼而被起訴的人數，亦同樣僅百多人而非幾百萬人。相對地，近月香港政治不滿者眾，惟絕大多數都選擇和平地用腳遊行。

　　因此，統計學雖表示通識沒令「多數」學生激進，但卻沒否定對「少數」學生的影響，影響問題也非「沒有」；換言之，結果實不能拿來引證，通識科沒有導政香港今日的政治局面。

　　集中個案　忽略理論

　　其實，毋須什麼研究證實，通識科的最大問題，乃是過分集中時事資訊，忽視了最根本的理論基礎。當學生連什麼是謬誤、什麼是以偏概全、什麼是演繹法等等均未搞懂，試問又如何好好評論時事？

　　打個譬如，一個放下擦膠、但又塗污桌子的學生，其行為是正當的嗎？只要明白箇中道理，就能看穿所謂放下錢拿飲品，但又肆意塗鴉立法會牆壁，兼之破壞玻璃、電腦等設施的行為，到底是否值得推崇為「義舉」。又如，幾位同學圍內投票支持，便議決堵塞學校大門，不讓其餘所有同學及教職員進出，試問這又是否符合民主、法治精神？此外，遇到有人意見不同，又應否用武力阻止對方表態、甚至令他「消失」，仿如示威者對待梁耀忠的規勸一般？凡此種種，倘無基本的邏輯、道德等觀念，就無辦法整合適切結論，以至產生各種各樣的歪理。眾所周知，香港社會正正充斥大量政治歪理，相關歪理且獲不少人的認同與宣揚，就似梁耀忠「被消失」後現場居然一遍喝采聲……

　　通識科倘要改革，必要一步乃回歸基本，先教育學生基本的哲學和社會學等知識，重在建立有系統及科學化的思辨；畢竟，若無任何根基，一切所謂獨立思考，只是築於浮沙上容易錯誤的思考罷了，而非能夠明辨是非對錯的批判思考。有了相關教材，例如系統教導學生何謂演繹法、何謂歸納法，以至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盧梭、邊沁怎看政治與民主，霍布斯和洛克之類又怎理解法治等等，亦不用再擔心教學過程會有偏頗，因為一切都要依書直說。事實上，教育界早就不乏相關教材，只消將大學裏用的簡化為高中版本便成。至於考試題目及日常討論，則要集中在學生的理論應用，如何用不同視角來剖析事件，這時候用上時事個案亦無問題。

　　通識科之必須改革，到底跟近日社會狀況無關，因為打從一開始便教錯了，不應以時事個案為本，而須以理論基礎為本。這是基於教育而言，而非政治而言；通識科的改革，亦是基於教育而必須改正的。

　　李明生